第一次讀《包法利夫人》，我20余歲，參加工作不久。師范期間，讀了大量名著，所謂大量，只是相對自己的過去而言，其實沒多少。而這個量里，又多是大部頭。如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罪與罰》，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雙城記》及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系列等。借一次書不容易，貪婪心理影響著個人的閱讀習慣，篇幅不是太長的作品排在后面，因而晚讀了數年，《包法利夫人》即是其一。彼時，我更看重小說的故事、人物、情節、語言，特別是人物，而對結構和敘述方式不是很在意。福樓拜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鼻祖，是因為他在敘述上有著極大的開創性。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有評論家也有作家。我迷戀這部小說，最主要的不是福樓拜創造性的敘述，而是放不下愛瑪這個人物。

說實話，當時的我并不喜歡愛瑪，甚至有點鄙視，她總是讓我想到村里那些名聲不好的女人。她太不安分，太過我行我素。她的結局，似乎也印證著傳統的報應說。但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卻揮之不去，而且有著隱隱的心痛。再讀，已過不惑，對敘述方式、敘述視角幾近癡迷，當然也沒有忽略人物。令我意外的是，愛瑪的形象似乎有了變化，我不再討厭，甚至對她還有相當的理解和同情。坦誠地說，我的寬容、包容是歲月的磨煉或饋贈，時間使個人的心理、想法、認知不同以往，但我同時也認為，愛瑪確實在變，她可以隨著時間生長。這個生長不是變老，而是應時就勢，更有光彩，更為迷人。這是我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看法：人物形象要有生長的能力，可以活在任何時代，可以和任何時代的讀者對話。結構、敘述、語言、題材當然重要，寫作者都在做著種種突破，這也是小說差異性或風格所在，但無論怎樣標新立異，人物形象也是衡量小說的重要指標。塑造鮮活、立體、能呼吸、能生長的人物形象，也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和以往的小說一樣，《龍鳳歌》寫的仍是普通人物，其中的羅響身份雖然有點特殊，但我不認為他是浪尖舞者，而把他看作普通一員，因為這樣的角色我自認把握得住。至少，他可以在小說里活著，且可以率性而為。

寫作的意義，作家多有高論，表述或委婉或直接。對每個作家，在不同的年齡，其實追求也不盡相同。這個不同，既有思考表達的方向和內容上的差異，也受其他因素影響，比如體力的下降，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一位作家曾對我講，寫作要抓緊，到老就寫不動了。彼時我四十幾歲，精力充沛，從未有累的感覺，所以只是笑笑。近些年，我也感覺到了。寫長篇如同馬拉松，極耗費體力。以數年寫一部的節奏，其實寫不了幾部，而計劃寫的數量遠大于能寫的數量。這樣就面臨一個問題：先寫哪部后寫哪部。《龍鳳歌》在計劃中其實是排在后邊的，不是不重要，恰恰是因為太重要，我想捂藏得久一些。但種植于心，時時生長，就這樣跑到前邊。

若言寫作緣起，《龍鳳歌》是為心為情而作，起碼最初是這樣。計劃中的作品恐怕難以全部完成，像美國作家羅斯那樣，一生寫幾十部長篇，還是很少的。那么，就應揀自己最樂寫、最想寫的先寫出來。初始的意義，也是最恒定的意義。其它，就要讀者去理解了。如果再明晰一點，那就是小說中的人物。我試圖在他們身上注入生長的能力，當我拿不動筆的時候，當我想到計劃中的作品不能全部寫出的時候，不會有太多遺憾。至少，我為自己的內心、為自己的情感，為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為大地上勞作和奔波的身影寫了一部小說。他們在這個時代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沐浴著溫暖的陽光，祈愿他們能夠穿越時間，跨越空間，在我不可能知道的陌生地域，把不曾呈現的一面呈現出來。彼時，讀者還愿意讀，難以放下其中一個或數個人，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愿意擱在心里，并能從人物身上窺見遺落在時間幕后的塵煙，窺見塵煙里的渴望、失意、寂靜和喧囂，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