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100多年，走到如今大行其道的是日常的、個體化的口語寫作，敘事化寫作，這對解放個性和人性，反對口號式寫作和假大空固然具有進步性、前進性，但同時就把宏大敘事、“高昂式寫作”排斥在外，一律反對大詞、高音部寫作，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國詩歌最好的出路。這樣的結果是，萎靡、綿軟、平實無奇甚至是自我竊竊私語的“小我化”寫作和所謂“回車鍵出詩歌”的情形極其普遍，導致詩歌圈子化和有平原沒有高峰的情況突出。

我還想在這里指出一點，如果一般讀者對吉狄馬加詩歌的深層內涵和全面性、縱深性因為詩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未能夠很好把握和理解，特別是對于他的思想深層性的東西不夠深入理解的話，我建議去認真讀一讀他的關于詩歌的那些演講。這樣可以更加直觀地觸摸到吉狄馬加的思想和詩歌態度。他說：“詩人在許多時候，不僅僅是精神和良心的化身，他甚至還是道德的化身。”“他應該成為，或者必須成為這個時代的良心和所有生命的代言人”（《詩人的個體寫作與人類至今所面臨的共同責任——寄往第二十一屆麥德林詩歌節暨首屆全球國際詩歌節主席會議的書面演講》，2011年3月19日）。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他在第四十二屆貝爾格萊德國際作家會議開幕式上演講時的標題就是“為消除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而共同努力”（2005年9月17日）。在青海國際土著民族詩人圓桌會議上的致辭中，他說：“我們的繼續存在是人類對自身的救贖”（2012年8月10日）。在第五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開幕式上演講時，他說：“詩歌是人類邁向明天最好的理由”（2015年8月7日）。在委內瑞拉駐華使館接受“弗朗西斯科·米蘭達”一級勛章授勛儀式上致辭中，他說：“在這個時代詩人仍然是民族的代言人和人民忠實的公仆”（2021年4月19日）。基于這樣的精神追求，他在紀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誕辰大會上的演講里說：“普希金是永遠的普希金。”（《永遠的普希金》1999年3月9日）。他在2014年10月10日“南非姆基瓦人道主義大獎”頒獎儀式上的書面致答辭《一個中國詩人的非洲情結》里說：“當20世紀就要結束的最后一個月，我寫下了獻給納爾遜·曼德拉的長詩《回望二十一世紀》，同樣，當改變了20世紀歷史進程的世界性偉人納爾遜·曼德拉離開的時候，我又寫下了長詩《我們的父親》來紀念這位人類的驕子，因為他是我們在精神上永遠不會死去的父親。”

由此可知，吉狄馬加詩歌所具有的人類學價值，首先也是基于它的文化性，即它是彝族文化的充分展現和承載體。吉狄馬加在《一種聲音——我的創作自述》中，開篇第一自然段就說到了有關于文化的課題，他開宗明義道：“我明白我是這個古老文化的繼承者，我承認我的整個創作，都來自我所熟悉的這個文化。”我曾經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就是吉狄馬加的詩歌為什么對我們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而且并未因為時代的變遷和所謂的時過境遷而弱化其價值和意義，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卻越發得到彰顯和突出。后來我明白了，原來這是因為吉狄馬加的詩歌具有特別的屬性：文化性。我也由此撰文做過論述，而我現在覺得，不僅是具有文化性，吉狄馬加的詩歌本身就成為了彝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彝族文化的一種承載體。而我們知道，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普適性和穩定性的“知識”和精神財富。吉狄馬加的詩歌，是與文化共生共長的，這是非常神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草樹在吉狄馬加的評傳文章《一個彝人的夢想》里就說：“吉狄馬加通過一種對話性形式，實現對傳統的重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和語言意象，是內化其中的，是生長的而不是指認的。”

或許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吉狄馬加的詩歌具有文化性，是文化的承載體，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了“大詩”的品質。我們系統地看他這40余年來的詩歌作品，特別是他早期的作品，明顯地帶著文化性特征。我在研究他的作品中，認為如果規定了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和概括的話，我覺得那就是“大”：大境界、大視野、大胸襟、大情懷、大體量、博大精深。并且這樣的“大”，這樣的大體量大境界，并非縱觀他許多或所有作品才能得出結論，而是包含在他每一首詩歌中的特征。而能夠“架”起他每一首詩歌的“大”之原因，正在于他的精神和思想內在的“大”。在此基礎上“深挖”，我們就會發現，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在于他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我覺得研究吉狄馬加的詩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說實話，每一次我研究吉狄馬加的詩歌，即使我再不想冠之以大詞而只想純粹從文本去探討，我也總是抵擋不了他撲面而來的大境界大視野大情懷和大胸襟大體量以及他的博大精深，還有他作品中自帶的濃郁的文化氣——那是精神的深井，詩歌精神源頭式的礦藏，是精神對精神的吸引和帶動、感召，也是他和他詩歌的一個“天然”屬性和由此形成的“詩歌磁場”。

作為一個被公認了的世界性詩人，吉狄馬加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四十多年來筆耕不輟，這本身就超越了許許多多的中國詩人，也足以說明一些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這非常有力地說明了詩歌是他精神生活乃至于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附庸的外在的東西。這和那些“玩詩”“玩藝術”的人有著根本的、本質的區別。這樣的詩歌行為和態度，對于當下這樣的時代而言，我覺得是極其珍貴的，因為娛樂化、輕松化、反嚴肅已成為我們當下時代民眾精神的一個共性特征。

（作者系涼山彝族自治州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