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福建省文聯剛恢復不久。一天，我所在的《福建文學》編輯部開會，主編苗風浦突然問：“我們這里誰會寫對聯？”他說閩劇藝術家鄭奕奏先生八十壽誕，文聯要送副壽聯，這個任務交給編輯部了。一時，大家的眼光齊刷刷地落在我的身上。我自小喜愛古典文學，背誦了不少唐詩宋詞，而律詩里就有聯句，可資借鑒，所以確實寫過一些對聯。

鄭奕奏是著名的閩劇旦角表演藝術家，京劇大師梅蘭芳很欣賞他，坊間甚至有“北梅南鄭”之譽。我們是黃巷的鄰居，鄭先生住前院，我住后院。每天下午，鄭先生都會帶著他的小孫女來到后院練身段。他精神矍鑠，教學一絲不茍，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苦思了大半夜，我想出了這樣一副賀聯：“粉墨半生臺上過；清音一曲世間傳。”

文聯的老一輩文藝家，除了鄭奕奏先生，我還給陳侶白先生寫過賀聯。2005年3月，陳侶白先生八十壽誕，福建省文聯、作協擬為他舉辦作品研討會，陳侶白先生親自將會議請柬送到我的辦公室。侶白先生是《福建文學》創刊時期的老編輯，也是一位滿腹詩書、筆耕不輟的老詩人，該給他送一份什么樣的賀禮呢？我尋思片刻，決定為他撰一副壽聯：“藏山事業三千牘，歲月如歌，滿腹珠璣都是壽；筆墨春秋六十年，人生得意，一肩風雨皆成詩。”我到過侶白先生家，看見以這副對聯寫成的條幅懸掛在客廳的墻上。后來，侶白先生還為這副對聯做了一個字的修改，將下聯的“皆”改成“盡”，避免了三個平聲字排在一塊兒。侶白先生是我的一字之師。

當然，在文聯，我寫得更多的還是挽聯。沒有想到的是，第一副挽聯送別的便是苗風浦先生。

苗風浦先生是膠東人，兒童文學作家，隨部隊解放福建后留在地方工作，先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后調到福建省文聯，任《熱風》副主編，另一位副主編是著名散文家郭風先生。苗風浦主持日常工作，是編輯部的實際負責人。“文革”期間，全體編輯一度下放農村。1973年，苗風浦恢復工作，并受命重組編輯部，刊物暫名《福建文藝》（《福建文學》前身）。郭風、何為和《熱風》編輯部的原班人馬基本歸隊，一批專業作家如姚鼎生、何澤沛、何飛等也進入編輯部。雖說編輯力量強大，但缺少作者，沒有作品，仍然是無米之炊。因此編輯部采取辦班的形式，一次吸收三十多位工農兵學員，集中學習改稿一個月，由編輯面對面輔導，修改作品。

我正是因為向《福建文藝》投稿而被編輯部選中參加學習班的。記得那是1974年仲夏，當我從閩北山區幾經輾轉抵達福州時，學習班開學已經三天了。聽說我來了，有三位中年人同時走出來，熱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為你來不了呢！”通過介紹才知道，他們便是郭風、何為和苗風浦。一個知識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這樣的禮遇，令人終生難忘。

幾年后，我從業余作者成為業余編輯，最終邁進了編輯部的大門。在許多年輕編輯的眼里，主編苗風浦十分嚴肅，處處小心，不茍言笑，讓人心生敬畏。在工作之外，他很少和我們交談，但相處久了，我發現他心細而善良。一次，廣西作家李棟、丁章林來福建出差，我請他們到家里吃便飯。老苗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第二天讓財務給了我30元錢，說是編輯部給我的飯費補助，這讓我十分感動。

1985年，老苗離開編輯部，去主持福建省作協的工作。誰能想到，不久他便罹患胰腺癌，第二年春天辭世。老苗在上海治病期間，我曾去看望他，他十分虛弱，生命已接近盡頭，但他仍然關心著編輯部和作協的工作。其時老苗才56歲。老苗的身體一向不錯，給人的印象是個頭挺拔，天庭飽滿，兩眼有神。他到作協后很想好好干一番事業，擬了很多計劃。我記得前一年他還這樣對我們說：“我現在55歲，還有5年好時光，要好好珍惜。”誰知道，天不假年，一個膠東大漢突然倒下，讓人惋惜不已。

我為他寫的挽聯，掛在他的遺像旁：“蠟炬忽為灰，身后長存墨卷；新竹已成行，堂前仰望遺徽。”

歲月忽忽，不覺老苗已離世四十年。大多數年輕人都不知道《福建文學》這位曾經的掌門人，以及這本文學期刊創辦初期的步步艱辛。

進入本世紀，蔡其矯先生、郭風先生、何為先生相繼辭世，他們靈堂前的挽聯都由我撰寫。

2007年1月，蔡其矯先生病逝。記得那是2006年11月，我們參加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一年蔡先生88歲，已經回到北京居住，他也是代表團成員。開會報到的那天，他早早地就在北京飯店的大堂等我們。看到鄉親，他顯得格外高興。印象中在開會的第三天早上，蔡其矯先生告訴我們，這兩天的晚上他上衛生間時都摔倒過，摔得還挺重。大家一聽，都勸他趕緊去醫院檢查。不久，傳來消息，蔡其矯先生做了CT檢查，腦部發現一個腫瘤，導致他走路不穩。一個月后，在原定做腦部手術的當天凌晨，蔡其矯先生辭世。這位一生為理想、自由、愛情和生命而歌唱的行吟詩人，他的遠行，竟走得這樣迅速、決絕。

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主辦方要我趕寫一副挽聯。我借來《蔡其矯詩歌回廊》置于案頭，腦海里很快就有了這樣的句子：“洶涌三萬詩行，都成海上波浪；起落九十人生，不老風中玫瑰。”《波浪》《風中玫瑰》都是蔡其矯先生的詩歌名篇。

2010年1月，郭風先生辭世。郭風先生是我文學道路上的引路人。當年，正是因為他的熱心推薦，我得以進入《福建文藝》編輯部。上世紀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時，郭風先生給我作序，他寫到我們的交誼：“而這給我一種機會使我得以認識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經歷，即從事文學編輯并在工余從事文學創作；這種經歷看來將持續下去乃至終老。這使我感到親切，因為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經歷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順便提出一個看法，即要將此等經歷持續到終老，需要一種志愿，一種信念，一種勇氣；需要對待外界的種種誘惑堅持個人的操守，能夠視清淡生活為一種人生境界。”先生的這番話，一直鼓勵著我在從事文學編輯之余堅持文學創作。

退休之后，郭風先生還常常到編輯部走動，詢問刊物的相關情況。一拿起《福建文學》，他就動了感情，手摩挲著封面，眼里熠熠閃光。郭風先生是享譽海內外文壇的散文大家，但他從不以散文家自詡，而總是強調自己的編輯身份。我在許多場合都聽到他不無自豪地說：“我是一名編輯，40年代起就是編輯。”誠然，從上世紀40年代主編《現代文學》開始，編過《熱風》《福建文藝》《福建文學》，到80年代創辦《榕樹文學叢刊》，他整整當了四十年的文學編輯。他還說，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來的，而是應該給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發表就是最好的培養。因此，郭風先生在當編輯時特別注重發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說，福建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發表作品的作家，幾乎都受過他的恩澤。

在早年出版的散文詩集《葉笛集》中，郭風先生用南國鄉野的葉笛吹奏生活的抒情曲，他因此被譽為“葉笛詩人”。許多人又把郭風先生比作一棵參天大榕樹，庇蔭著一方創作的園地，支撐著一片文學的天空，悅耳的葉笛聲在其間流轉，滋潤了幾代讀者的心靈。于是我寫下這樣一副挽聯：“文學之樹，道德之樹，好大一棵榕樹；故鄉之笛，心靈之笛，悠長幾代葉笛。”

2011年1月，何為先生離世。上世紀80年代初，在黃巷居住時，我和他做過五年鄰居。何為先生平時深居簡出，和人交往不多。他不喜歡拋頭露面，更不愿趨承奉迎。他的性格內斂而矜持，一如他含蓄嚴謹的文風。而他是我國新時期名字被傳誦得最廣的作家之一。

何為先生對故鄉上海的老宅念念不忘，在72歲時回到了上海。1998年，他在省文聯辦理一項手續，程序較為繁雜，便請我幫忙，不少環節需要電話溝通。在這之后，形成了一個慣例，每隔十天半個月，我一定要給何先生打一次電話。十幾年里，從沒間斷。

此時，電話的那一頭，那位經歷了世紀風雨、為我們動情地描繪人生風景的老人，在冬日的寒風中飄然而去。我夜不能寐，寫下這樣一副挽聯：“九十載紙上煙云，錦文多繡山川里；百萬言心中風景，健筆長存天地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