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董宇輝獲得《人民文學》2024年度“傳播貢獻獎”，引發熱議。批評方認為直播帶貨的網絡主播獲文學獎名不副實，文學自降“純度”，向流量示好；支持者則認為董宇輝在直播中幫助雜志社創下近2000萬元的成交金額，多次涉獵文學文化領域的宣傳推廣，為網友打開文學之門，的確有傳播之功。

在這場爭論之下，隱藏著一個既老又新的根本性命題：文學應如何面對大眾？說這個問題“老”，是因為從古至今，中國文學嚴肅與通俗之辯歷經千年未有定論，一部文學史也是一部關于文學“純”與“不純”的博弈史。說這個命題“新”，則是因為伴隨互聯網技術和新媒介的迅猛發展，文學所面對的生態環境變化巨大，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必然要面對流量的考量。

傳播從來都是文學創作生產中的重要一環。在信息碎片化、注意力稀缺的時代，源自書寫和印刷文明時代的文學，與視聽文明下誕生的電影、短視頻、微短劇等文藝形態相比，并不具備傳播優勢。文學抵達讀者，面臨許多新挑戰，也迎來許多新條件。2024年，《人民文學》《收獲》等雜志做客“與輝同行”直播間，獲得上億次點贊和上百萬冊訂閱量。莫言、遲子建、梁曉聲、劉震云、李娟、蔡崇達等作家也通過直播的方式和廣大讀者交流。有人把直播間賣出的百萬冊《額爾古納河右岸》比作“文學傳單”，極大提升了文學的“能見度”，啟發我們以新的眼光看待文學、推介文學。

直播間里的文學，本身也是新大眾文藝的一種表現。從城市里的外賣詩人到田間的沂蒙二姐，文學不再受“專業性”所束縛，日漸回歸各行各業文學愛好者的身邊。我們的文學生活可以是正襟危坐和伏案細讀，也可以是洗菜燒飯時手機里播報的小說，是朋友圈里刷到的讓自己心頭一熱的詩句。文學不是軌道，而是曠野。此次《人民文學》給董宇輝的授獎詞也提到，“在文學的曠野里”，董宇輝如同“信使”，“將文學一次次推向讀者，喚起了無數熱愛文學的人的內心熱望”。

當然，對新媒介的局限性和流量時代的傳播弊端，也應有清醒的認識。比如，直播間里一些堆砌辭藻、華而不實的推介，讓人們思考：主播們先得是有一定文學修養的文學讀者，才能做好文學的推介人。再如，銷售量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閱讀量，一些讀者出于粉絲心理下單，書買回來后留著落灰，文學抵達了讀者，卻難以深入讀者。

“傳播貢獻獎”是《人民文學》首次頒出，獎項的設置本身也折射了新的傳播形勢下文學所做出的努力。獨行快、眾行遠，文學要想走得更遠，需要擁抱讀者，需要更多人的推介，需要拿出真正能深入人心的好作品。恰如網友留言所說：“文學擁抱新媒介，讓經典在流量中重獲新生。傳播者搭橋，好作品自有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