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被命名為散文詩，顧名思義，這一文體的根本性質就是詩歌和散文特點的交融。雖然既不分行，也不押韻，但如何以凝練的文字和短小的篇幅將創作主體內在的復雜意緒捕捉并傳達出來，應該是散文詩寫作者的追求。怎樣以最簡潔的文字將不簡單的意緒鋪展在紙上，是對散文詩寫作者的最高審美要求。以這個標準來評價宋耀珍的散文詩《紅》，可以視其為合乎文體標準且有所突破的優秀作品。

《紅》別出心裁地抓住了“人”這一核心命題，以凝練的文字對長征精神進行書寫。我以為，宋耀珍《紅》的思想藝術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象征手法的精妙使用。《紅》第一章中的“杉木，居于風暴中心”中對“杉木”進行了象征性書寫。“狂風猛烈地抽打它挺拔的樹干，撕扯它的枝葉和頭發/寒風嘲諷它，想折斷它握在手中的真理，想磨損它額頭上的智慧和堅硬/甚至圍毆它，驅逐它……”在描寫肆虐風暴的同時，作家也在描摹杉木的特征，舉凡“挺拔”“真理”“智慧和堅硬”，再加上“高度與姿勢”“獨立于大地”“怒發披肩”等，都可以看作是對杉木特征的象征性書寫。杉木被更進一步喻為“風雪中的領袖”“火焰中的勇士”“鐮刀與鐵錘的兒子”，這些意象疊加在一起，是對雖處極端困難境地卻依然堅守自身信仰的紅色力量的形象化書寫。杉木之所以能夠在風暴中心昂然屹立，還與志同道合的戰友緊密相關：“風暴中走過來一群戰友，馬尾松、榕樹、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杉木的堅持與最后的成功，也是因為得到了志同道合者的堅定擁護與強力支撐。

其次是敘事性的凸顯。此前大多數散文詩都以抒情性見長，但《紅》的特別之處在于不失抒情本色的同時，凸顯并強化了作品的敘事性色彩。盡管作家在處理時的言辭非常簡潔，但仍具備敘事特質。比如“把兵工廠扛在肩上，把石印機扛在肩上，把X光機、藥品和大米扛在肩上，把文件、墨水、地圖扛在背上……沉重的國家在崎嶇的山路上”，具象性事物與“沉重的國家”這種抽象的表達結合在一起，傳達出的是行走與趕路的艱難程度。若干敘事性鏡頭組合在一起，最終凝構成的便是遵義會議召開前種種力量集結的象征性書寫。

第三是人物意象的勾勒與渲染。出現在散文詩中的，更多是自然界的各種物象，人物相對較少。《紅》中有對若干人物意象的勾勒與渲染，比如毛澤東。在瑞金的時候，“探路的巨人累倒在河畔，低矮的茅草屋接納他，高燒接納他，渾身的寒冷接納他，昏睡接納他”。諸如“累倒”“高燒”“昏睡”“灰色與匆忙”“折磨與疾病”這樣的語詞，傳達出的是革命的低潮狀況；遵義會議的時候，情形已開始改變：“巨人揮動拯救的斧頭，朽敗的木屑紛紛跌落”，“凌晨，一個計劃在巨人心中形成，赤水河睜開緊張的眼睛”，“出發！巨人力排眾議，揮手指向赤水”；當紅軍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抵達吳起鎮的時候，出現的情形是：“領袖推門走出窯洞，天地為之一震”。將作品中與“巨人”“領袖”有關的部分整合在一起，便是對毛澤東形象的勾勒與素描。此外，還有徐特立這位“堅強的老戰士”、血灑河連灣的年輕連長毛振華等。

從瑞金，到湘江，到遵義，到雪山，到草地，到會理，到哈達鋪，到吳起鎮，伴隨著宋耀珍充滿詩意的語言，我們從詩人對長征的真切書寫中，可以體會到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高度。

（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