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和“故宮南遷文物”產生那么深遠的淵源，從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籌備紀錄片，到創作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再到最新出版的小說《國寶》，祝勇多年來為之付出了極大的體力和心力，而這一切又讓他甘之若飴。

“這群在戰亂中守護文物的故宮人的一生，幾乎囊括了20世紀的國家命運。每當我面對他們的舊照片，都會被他們面容的平靜所感動。尤其是在貴州安順加入故宮博物院的黃居祥，臉上總是掛著微笑。那種淡定，透露出他們內心的強大，強大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很多年里，他們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閃動，他們的命運在我的心中翻騰，攪得我心神不寧。我要潛入他們的命運軌跡，去感受他們生命的溫度，觸摸他們的心跳，面對他們面對過的復雜現實，從無數種不確定中找尋通往未來的路徑。不知從何時起，我有了寫一部小說的沖動。”

如今，小說《國寶》已經完成，但那些小說中的人物仍像朋友一樣，銘刻在祝勇的心中，時常會出來與他見一見，聊一聊。以至于祝勇說，也許在未來，他會提筆繼續書寫這些朋友的故事。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祝勇看來，《國寶》的主題是故宮文物南遷，容量卻不止于此，而是百年國運興衰，是國家從屈辱到自強的抗爭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闊主題。“我力圖使這部小說有更大的歷史吞吐量，成為一個命運交叉的城堡，每個人都是在這個城堡里交集、相遇，構建矛盾，進而編織起敘事的經緯。”

《國寶》寫了五年，不斷改動的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隊伍悄然駛出北平紫禁城。一萬多個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動，箱內封存著華夏的文明基因——商周青銅銘刻著最初的禮樂，唐宋書畫凝結著文脈的溫度，明清瓷器流淌著技法的精魂。而此時，東三省的硝煙已燒至山海關，日軍鐵蹄步步緊逼，故宮文物危如累卵。為了確保文明的根脈永續，故宮博物院組織動員，將文物分批南遷。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國大地上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顛沛流離，也凝聚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騰不息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

《國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近六十萬字的篇幅。小說通過那文松和家人的悲歡離合、聚散流徙，講述因故宮文物南遷而波瀾飄搖的家族史，以小見大，以家映國，從煙火日常的民間立場見證磅礴滄桑的近代中國。小說入選了202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第三期名單。

在著名作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看來，透過故宮，歷史是可以看見，也是可以走近的。這些年來，他撰寫了《故宮六百年》《紙上繁花》《故宮的古物之美》《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故宮文物南遷》等作品，構建起了一座“紙上的故宮”。但這些作品多是散文或歷史非虛構寫作，《國寶》是祝勇很少涉獵的小說，且一上來就是60萬字的大體量創作。

2010年，故宮博物院發起了“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南遷路”考察活動，這個話題引起關注，祝勇很遺憾未能參加那次考察。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因工作關系，他有機會多次造訪當年文物南遷所經過的地點，并采訪了多位親歷者。了解越多，祝勇越是發現，這段歷史有太多難以盡述之處。為此，祝勇在出版了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后，還是覺得有很多話沒說出來。“我覺得興猶未盡，非虛構作品的主要任務，是對故宮文物南遷作一個大而全的脈絡敘述，依靠大量的文獻和史料，把時空和事件重新建構起來。非虛構主要是講歷史事實，但是我覺得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很多人的命運都被時代洪流所裹挾，有太多的悲歡離合，太多的情感在里面，這些是非虛構作品不能承載的。”

祝勇認為，小說是最好的載體，小說以人為主，可以更加深入地通過虛構的人物，來承載這段歷史，去展現那一代故宮人的精神世界。自己能否以小說駕馭這個厚重的歷史題材，這讓祝勇一直猶豫，“小說的表達方式、語言套路和散文都不一樣，我長期習慣散文寫作，那種語言其實不適合小說。所以我猶豫了很長時間，大概在2018、2019年左右，我寫了一個大綱。之后又放了很長時間，沒有動筆，始終在自我掂量的狀態下。” 最終，故宮文物南遷的很多細節栩栩如生，在他心里呼之欲出，“我覺得不寫小說都不行了。《國寶》是在我心里面翻滾的時間太長，自然孕育出來的小說。”

祝勇介紹說《國寶》寫了差不多五年時間，改動的量特別大，“這幾年下來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國寶》初稿因太貼史實像紀實文學，而被祝勇好友、《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否定，祝勇因此把寫好的35萬字刪了一半，剩下十六七萬字，在其基礎上再重新創作，讀中改、改中讀，“總之這個修改過程挺復雜、挺漫長的”。

小說里的人物像一起上下班的同事，寫時多次落淚

如何塑造好《國寶》里的人物，祝勇可謂煞費苦心，“我覺得文學根本上還是寫人，把人物立起來，每個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才是最好的。塑造人物不僅僅是說事，《國寶》里人物眾多，各有各的習慣，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個性，沒有一個是重復的。”

《國寶》主人公那文松的原型之一，是莊尚嚴先生。他是第一批帶著故宮文物南遷到南京去的，參與了故宮文物南遷的全過程，1949年又帶著一批文物去了臺灣，兒子莊靈1938年就出生在南遷路上。2018年，80歲的莊靈來北京參加故宮學術邀請會，祝勇和莊老先生由此成了忘年交。“我問了他很多細節，這些細節特別適合小說。舉個例子，莊尚嚴先生1980年去世，彌留之際他幾乎不能說話，但一直在說兩個字，莊靈把耳朵貼過去仔細聽，聽了半天，聽出來父親說的是‘北平’。老先生在咽氣之前留下的最后兩個字就是北平，因為他1933年2月離開北平以后，再也沒有回去過，聽了這個故事，我小說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就有了。”

除了莊尚嚴，祝勇表示那文松身上還有別的故宮人的影子，“比如故宮博物院博物館專家梁金生先生，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參與了抗戰時期文物南遷的工作。他們一家人有的帶著文物去了臺灣，有的帶著文物回了北京，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這一家人才聯系上。所以那文松有莊尚嚴先生的影子，還有梁家的影子，甚至還有單士元老先生的影子。” 單士元先生是故宮元老，后來做了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祝勇說他腦中那文松的形象有點像單先生。“非常瘦，仙風道骨，單士元先生曾回憶說‘一進神武門洞無法行走，因為西北風打得身子直轉，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門洞兩壁，可以說是打著轉進宮的。’我把‘打著轉進宮’這句話挪到那文松身上，大量的歷史細節豐富到一個人物形象上，就使其更加飽滿。”

盡管有現實人物的影子，但小說人物仍是藝術創作虛構的，“名字都是我起的，但在寫的過程中，我慢慢覺得這些人真的活了。我前一天結束寫作，他們和我下班，第二天繼續寫作，他們又和我一起上班，就像我的同事一樣。到現在我依然覺得書中人物在陪伴著我，生活中真的有那文松、梅遇影。”

《國寶》中人物的悲歡離合讓人唏噓不已，祝勇說他寫的時候也好幾次掉眼淚，“比如北平淪陷時，梅遇影的母親蕭桂花遇害的那一段；還有全書結束的時候，沈芷伊要投水自盡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又有了生的希望。她心里對亡夫郭之南說，我們這個家永遠不會散——那時候我的眼淚忍不住就掉下來。”

祝勇認為這種情感的共鳴，是文學很重要的東西，“寫作過程中，我有去掉的人物，也有后加的人物，充分地感受到寫小說的不容易。寫非虛構作品，如果我覺得這段材料不好，就拿掉，或者在別的地方再補充一個材料。但小說的修改是牽一發動全身，我拿掉一個人物，得從頭到尾仔細看一遍，別再出現在小說中，那就不倫不類了。”

真實的人物和虛構的人物互動連接，推進敘事和情節發展

小說既要實，又不能太實，所以要處理好虛實的關系。祝勇表示，在大框架不虛的前提下，他會給自己閃轉騰挪的空間，“我在小說里面用了一個普遍的寫法，就是真實的人物和我虛構的人物互動，不僅連接，而且有互動來推進敘事和情節的發展，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比如，小說中的郭之南，其原型人物真名叫郭植楠，真實故事是在抗戰勝利文物東歸的時候，他因事故被車輪碾壓，犧牲在路上。小說中郭之南的犧牲更加戲劇化，“翻車后，他帶著石鼓整個翻下去了。石鼓沒事，他犧牲了，留下了遺孀。”

再比如，那文松的弟弟那文柏，在戰場上遇到將軍蕭山令，冒著炮火背起蕭山令就跑，結果發現蕭山令越來越輕，原來他的肉因為傷重而一塊一塊往下掉，祝勇說：“《國寶》里的很多細節都調動了我記憶里真實的資源，不是瞎編的。我曾經見過很多抗美援朝的老戰士，蕭山令這段就是他們給我講的故事，說他們在戰場上背著戰友跑的時候，因為受重傷，戰友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往下掉。寫這部小說我用了大量的細節。把人立住還是要進入人物內心，寫細節就是進入內心，這才能入木三分。”

再比如那文松的手，能寫漂亮的黃庭堅書法，還能靈巧地抱好國寶石鼓，但是他在帶著文物南遷的過程中，因遭遇事故，只能將中指截掉，“中指是寫毛筆字很重要的支點，對于那文松來說，這不是截掉手指頭的問題，而是他作為文人的精神寄托沒有了，這對他來說是很殘酷的事情。”祝勇認為這根手指有象征意義，“那個時代每個人都經歷了磨難，手指頭就是一個象征。包括那文松開始進監獄被施以酷刑，也是專挑他的右手動刑，這些都代表了文人在那個時代里的命運。”

那文松手指被截掉時，他覺得生無可戀，這是他很脆弱、很悲哀的時候，祝勇想以此表達故宮人在南遷過程中也不是鐵打的，也有脆弱的時候。護士沈芷伊很喜歡、同情那文松，帶著他去病房，看到武漢會戰撤下來的很多傷兵，“我沒有寫武漢會戰，但是通過這個醫院寫了武漢會戰，從傷兵就可以知道戰爭的慘烈。那文松看了立刻就釋然了，‘我失去一個手指頭算什么？’沈芷伊還給他講了一個事，說昨天有個17歲的小兵要截掉一條腿，截肢之前他拄著雙拐在走廊走了一夜，因為第二天他就沒腿了。這個來自我真實的生活經歷，我的腿曾經做手術，病房里面就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兄弟，他是骨癌，腿要截掉，在截肢之前的那個晚上，他真的拄著雙拐在走廊走了一夜。”

所以，在寫《國寶》的過程中，祝勇把自己的一些真實生活經驗用到小說里面，“寫小說需要生活的積累，你沒有積累，拍著腦袋去杜撰，寫出來的是死的，不是鮮活的。”

表面上寫故宮文物南遷，實際上寫民族成長

《國寶》里的人物命運常常令人不忍看下去，祝勇坦承，真實的歷史和人物命運，比小說里描寫得更加慘痛，“一些故宮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當時歷史一個非常真實的縮影”。

小說跨越了“九一八”事變、長城抗戰、盧溝橋事變、淞滬抗戰、南京大屠殺、花園口決堤、豫湘桂戰役、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處決日本戰犯、北平和平解放等諸多重大事件，祝勇表示，《國寶》表面上是寫故宮文物南遷的過程，實際上是寫我們民族成長的過程。

為了創作《國寶》，祝勇查閱了大量的史料，“這個小說比較難的是卡點，就是人物命運的點，跟歷史發生的時間點，必須得卡上。所以我不斷地列時間表，人物的行進線和歷史的行進線必須得吻合。”

那文松等故宮人在南京的遭遇是祝勇在小說里濃墨重彩的一部分，他說雖然國人都很熟悉“南京大屠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日軍進入南京之前，還有一批故宮文物在南京城亟待運輸，“這是特別可歌可泣的一筆，在南京保衛戰隆隆炮聲之中，故宮人著急要在城市陷落之前，把故宮的文物運出去，驚心動魄。我曾經專門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看到了一張照片，但是內容很少，我找的史料也不是太多，尤其是南京城陷落之后，就基本沒有材料了。小說里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橫嶺，后來在總結古物撤離南京經過的報告中，寫道一批文物從下關碼頭運出南京之后，還有一部分故宮文物和人員遺留在城內，至今生死不明。我在小說里虛構了那文松他們在南京城里面的活動，很驚心動魄。”

祝勇認為，抗戰對個人和中華民族而言，都是很大的鍛造，“都是在經歷了至暗時刻后才走向成熟，經歷了大苦難之后，才能鍛造出這種超人的力量，變得不可戰勝。具體對于故宮文物南遷乃至于南遷中的個人，也是這么一個過程——置之死地而后生。它的確是一個死地，但是我們又后生了，顯示出中華文明強大的韌性和力量，也見證了故宮文物南遷的精神力量。”

小說的結尾是郭之南的遺孀沈芷伊要自殺，但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生命還有延續，祝勇表示其實《國寶》始終是死和生的關系，“小說里是三層關系，一層是個人的死和生，比如郭之南死，郭之南的兒子生；第二層含義是文物的死和生；第三層是民族的死和生。所以不僅有死，其實更有生，我寫大量的死亡是為了反襯生，大量生命的力量是在死亡背景下產生的，這是《國寶》的一個主要意義。”

而對于這個給人以生的希望的開放式結局，祝勇認為這是一個恰到好處的結局，“至于將來寫不寫，我也不能封口，因為這些事情在我的心里面翻騰，也許某一天會再提起筆來。”

作為一個寫作者，寫作的過程是非常享受的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看視頻化的東西，看小說總覺得沒時間，尤其是《國寶》這樣60萬字的“大部頭”，問祝勇是否擔心小說的市場前景。祝勇表示，自己對此不太在乎，“我覺得這個書有價值，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前輩，都是一個交代。我必須把這本小說給寫出來。我覺得好書還是有人看的，至于看的人多，看的人少，我不太在意。”

祝勇認為寫作的過程也是尋找知音的過程，“喜歡我作品的人跟我就是知音，通過這本書就有了這樣的緣分，有了溝通的機緣，不喜歡，我也不強求，反正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覺得這種篇幅大的作品，未必讀者就不喜歡，關鍵在于好不好。一分鐘短視頻都有人嫌長，可是電影《哪吒2》兩個多小時吧？也有那么多人看，所以，我覺得根本的問題是好不好，而不是長和短的問題。”

祝勇表示，自己寫作的時候，內心非常興奮，尤其是有靈光閃現時，“這種感覺特別讓你興奮，但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別人看不見，因為它是你的精神活動，別人看到的永遠是你坐在那兒，對著一個電腦在寫，每天都一樣。但實際上作者自己知道是不一樣的，每天都有一種超越自我的興奮感，特別是一個很難的傳切配合，你完成了，一腳射門進了，特別興奮。”

作為一個作者，祝勇說自己很幸福，有人問他老在寫作，寫這么多，累不累？是不是歇歇？“實際上我歇不了，因為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好像是一個足球運動員上場踢90分鐘比賽，他自己是享受這個過程的，他又不是去干很苦的力氣活。同樣，作為一個寫作者，寫作的過程是非常享受的。”

談及未來的計劃，祝勇表示，今年是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爭取把故宮文物南遷的紀錄片完成，“這是今年比較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