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被上了一把鎖。

打開這把鎖的鑰匙在哪里呢？誰也不知道，需要用一生去尋找。據說，普魯斯特在完成不朽巨作《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后時光里，拒絕所有與寫作無關的打擾，甚至連他所崇敬的大作家紀德登門造訪時，也吃了閉門羹。我想，普魯斯特一定是找到了打開自己人生的鑰匙。或許，這也是每一位寫作者孜孜以求的圖景內核。

大概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到獨龍江采訪調查。那是一個夏天，盡管是夏天，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那些我行我素的險峰上依然覆蓋著皚皚白雪。慶幸的是，因為獨龍江公路1999年通車，再加上2014年末，高黎貢山獨龍江隧道打通，我再也不用像馮牧先生一樣，需要經過三天兩夜的跋山涉水，才能到達獨龍江，而是直接從貢山縣城驅車兩個多小時便到達了目的地。

這不得不讓人感嘆，千百年來，與世隔絕的秘境獨龍江，也逐漸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一點點解密了。

不過，當我第一次站在一條透藍和透綠交雜的江邊時，我覺得，身體似乎一下子被凈化了。特別是當這種說不清楚的色調，在陽光的折射下，不斷變換數十種顏色時，我知道，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一定深藏著無數的密碼。而這些密碼中，最令人心馳神往的，就是傳說中的文面女。我開始嘗試著用文字去打開這些綴滿生命因子的秘密符號。

由于不懂獨龍語，我們邀請了一位年輕的獨龍族小伙子做翻譯。他姓白，我叫他小白。

趕到獨龍江最北邊的迪政當村時，我見到了著名的文面女色松。色松老人家已經70多歲了，但精神矍鑠。在一個火塘邊，我用漢語問一句，小白用獨龍語傳達一句，色松老人再用獨龍語回答，小白用還不太熟練的漢語告訴我色松老人要表達的意思。

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讓人類的語言之間隔著那么多密碼，難道人類建造通天塔的故事確實存在過嗎？不然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會有那么多的族群，非得通過一種又一種秘密的代碼轉換，才能通曉彼此口中的意思。又或者，這個世界還存在隱秘的萬能語言，就像一把萬能的鑰匙一樣，放在哪個鎖孔里都能扭動打開。

就比如音樂和數學，即使語言不通，但只要懂得樂譜和數字，皆能跨過語言障礙，演奏出樂曲，驗算出答案。但數學和音樂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圍內起作用，替代不了語言表達的更為繁復闊大的世界。

對色松老人的采訪十分順利，在這個過程中，老人家還情不自禁地為我們用獨龍語唱起了一首歌。我無法聽得懂歌詞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被一種質樸迷人的旋律所感染。這個時候，透過火光，我第一次看清色松老人臉上的文面，那些線條和圖案，在火光的映襯下，顯得多么古老、樸素、神秘、幽靜、深邃……仿佛從未經歷過人世，又恍如高度現代化之后，人類留存的某種珍貴的記憶密碼。

不由得，我心頭一震，我有些懷疑自己，是否曾經到過此地，看過此景，見過此人！就像普魯斯特通過回憶再次呈現時間流逝下那些鮮活的人與物一樣，一種難以壓抑的沖動在我心頭突撞。我想，這或許就是文學最重要的起源與動因吧。

采訪結束，我請色松老人合張影。老人緊緊倚靠著我，文面在她一臉善良純真的笑意中，幻變成了那條儀態萬千的獨龍江，翻越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向著自由與遠方奔流不息。

我突然有了一種別樣的感觸，仿佛我身邊的色松，不再是70多歲的獨龍族老人，而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童。這個時候，我更加能夠體會到《追憶似水年華》中那種超越了時間的無界感，這便是所有偉大作品中蘊含著的特有品質，即在時間的流逝中，將時間淬煉成璀璨無比的鉆石。

這就是我寫下45萬字的報告文學之后，依然能夠一直寫下關乎獨龍江和獨龍族系列小說的緣由與秘密。《文面：三夢境》便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個篇章。它由三個夢境支撐，之所以選擇夢境，主要是源于這個族群南木薩和文面女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即使放在西南最為偏遠的地界，也無法找得到與之對應的譜系和實例。

當然，小說不是現實，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就像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評價卡夫卡時所說：“小說不研究現實，而是研究存在。”《文面：三夢境》所依據的史實和現實，只是小說展開主題探討的背景而已。就像是文面的線條和圖案，其背后所隱藏和值得闡釋的空間，要遠遠大于表面所能傳達的意蘊。這或許也是時間沉淀帶來的意外，一個民族或一片地域的歷史，在文學的書寫意義上，應該是超越并超脫其本源范疇的。文學的存在意義，也是時光的存在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兩者是相互照應的。人性的密碼與歷史的密碼，需要另一種途徑的抵達，而夢境，便是中轉站。

《文面：三夢境》寫作的最初動因，自然和我三次到訪獨龍江的經歷息息相關，更與我對于一個民族的苦難史與發展史的思考密不可分。文面，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并非獨龍族所特有，但只有獨龍族的文面，和中華民族那么多重大時刻密切關聯。

我清楚記得，在小學歷史課本中，那些以獨龍族為樣本的原始社會的圖片和文字，是多么讓人觸目驚心！獨龍族直接由原始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作為獨龍族最具代表性的符號的文面，便成為這一系列小說繞不開的獨特存在。

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觀點：“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一個有著漫長遷徙史的民族，從其口口相傳的族群歌謠與遷徙歷程來看，奇詭地印證了克羅齊的這個命題。在南木薩夢境與族群歷史遙相呼應的境況中，“東方”始終宛如天神格蒙，賦予苦難族人追尋和向往的圣地，一再被南木薩祈禱吟唱，甚至文面的線條與圖案，也被“東方”這個具有拯救意味的神奇詞語，賦予了別樣的闡釋意義。

更為奇特的是，獨龍族的歷史、現實與南木薩寄寓文面的美好希望，歷經時間的循環之后，貼合成了一個整體，也就是這篇小說借助三個不同人物的夢境經歷，共同抵達的一個歌謠般美妙的神圣主旨：紅日出東方/路從東方來/獨龍人的心啊/向著紅太陽。

《文面：三夢境》的構思，或許也契合著盧卡奇提出的：小說創作就是把異質的和離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種一再被宣布廢除的有機關系。

在第一個夢境“我的夢境：米空”中，“我”是老南木薩的兒子，也是南木薩新的繼承人。從兒童和少年的視角，我通過夢境參與了族群第一次歷史上的抗爭。由此，“我”具備了敘述者、做夢者、參與者、寄寓者、反抗者等多種復合身份，同時，還作為文面與拯救之間隱秘的揭示者，試圖打通現實歷史與夢境隱喻的壁壘，讓那些“異質”和“離散”重新融合為一篇小說具有說服力的關聯性組件，并使得“我”“文面”“江水”“米空”“東方”等意象之間，產生文學的離合與離間效應，從而讓小說對史實不斷演化。

“白珍的夢境：山靈”，是小說中的第二個夢境。敘述者轉向了真正的文面女，13歲的少女白珍。“山靈”作為一個隱喻，貫穿了整個夢境。白珍在文面前與文面后的際遇中，完成了生命個體的成長與蛻變；同時，也完成了族群集體記憶中，關于文面隱喻的華麗轉身。這是關乎族群個體與群體的現實之夢，因為記憶與想象的交替呈現，讓“東方”變得可親可感。據此，隱匿于“東方”背后的山靈，作為神話與現世結合的特殊譬喻，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說，前兩個夢境是指向族群過去和小說當下境況的話，“父親的夢境：神諭”，則是面向未來的族群寓言。同時，也暗自隱藏著來自“東方”神諭之力，改變并預示著族群未來之路。文面本身的意義，在這個部分，不僅得到完全釋放，而且有了全新的引申與闡釋。敘述者又回到了“我”，但講述的卻是“我的父親”，并通過作為南木薩的我的父親之夢，將身體的文面逐步引向了靈魂的文面。文面，也因此獲得了雙重意義的加持。

這種加持，喚醒了族群集體無意識的命運感。從抽象到具象的轉換，完成了文面作為一個族群珍貴的歷史寄寓，也完成了小說對于歷史、現實、未來的時光解碼。

作為一項古老的族群記憶密碼，文面女留給了世人無限的遐想，到了今天，文面女已所剩無幾，即將面臨消亡。但誠如普魯斯特說過的那樣：“昔日的一切蕩然無存，唯有氣味和滋味還長久留存，盡管更微弱，卻更富有生命力，更無形，更堅韌，更忠誠，有如靈魂，在萬物的廢墟上，讓人們去回想，去等待，去盼望，在幾乎摸不著的網點上不屈不撓地建起宏偉的回憶大廈。”《文面：三夢境》的寫作，大抵也基于此，對文面，對族群，對文字，做了一個小小的探究實驗。

記得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中，饒有趣味地從三方面看待一個作家：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我從第一眼看到色松老人的文面后就認定，那些質樸得有些肆無忌憚的文面，正是納博科夫所認為的集三者為一體的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