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上海報業集團宣布《文學報》將停刊，并入《文匯報》推出的《文學》周刊。在“雙十一”的購物促銷狂歡中，一份1981年創刊的文學報紙的落幕是悄無聲息的，即使有人哀鳴，那聲音也幾乎微不足道。當然，一份文學報紙的“死亡”最多只能說明紙媒的危機與困擾，文學本身也許早就轉換了戰場。這幾年人們津津樂道“作家出圈”“作家網紅”等現象，劉震云先后參加了網綜《向往的生活》與《脫口秀大會》，貢獻無數金句；余華、蘇童、西川等作家參與的《我在島嶼讀書》，在集合城市高知以及城市新中產為主的豆瓣網上評分高達 9.1，而東方甄選的直播間也先后出現了梁曉聲、阿來、畢淑敏、劉震云、馬伯庸、易中天等作家與學者，李娟與董宇輝的直播更是貢獻了不少熱搜；年輕人聚集的嗶哩嗶哩網站上，余華與羅翔的對談有七百萬的播放量，近萬條評論。所有這些引來了大家關注的節目、活動等都被人稱為文學“破圈”。有人欣喜樂觀地認為這種“破圈”是文學在新媒體語境中的突圍，是文學的新出路，但是真人秀、播客、短視頻……真的是文學的新形式嗎？又或者僅僅是“文學周邊”的販賣與傳播？

在過去的十幾年里，Web2.0技術開啟社交媒體時代，新語境里的一切變得碎片化和移動化。當下，人工智能迅速發展，一個基于機器、平臺和算法的文化新生態正在展開。在算法邏輯的時代里，數據為王，似乎只有“可以計算”的內容才有意義，韓炳哲曾經說：“就連好感也要靠數有多少個‘贊’來衡量。”［1］不可統計的、不可計數的、依賴想象與敘述而存在的內容在這種邏輯下淪為邊緣。所以，一些作家或者一些文學現象偶爾在流量世界獲得關注就引發人們的遐想，似乎這種“破圈”就是新語境里的高光方向。文學的創作生態確實發生變化，閱讀場景也在變化，信息交流方式迎來了巨大變革，利用新的傳播媒介為文學賦能似乎是一個很時髦的話題，但是在媒介化的社會，文學何如？作家何為？破圈又指向什么呢？文學承載的是一個民族基本的文化傳統、文化素養與文化審美，社會變革的時候何去何從，是應該認真思考的話題。

一、作家的展演

在大眾傳媒時代，作家進入網絡是對媒介的適應，但由此產生的娛樂化與展演性卻值得思考，媒體宣發的“吸睛八卦”，短視頻上的“金句段子”與文學漸失血緣。出現在新媒體語境中走到臺前的這個“作家”，是媒體里的作家、鏡頭前的作家、被想象的作家、意料之外的作家……唯獨不是創作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自帶流量”，在媒體環境中如魚得水，在流量加持中相關書籍銷量提升，盡管商業時代作家或者作品的營銷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數據好看”以及“流量變現”升值的到底是什么價值呢？是文學價值還是文化價值？又或者只是流量價值與商業價值？

顯而易見，在網絡上的作家完成的不是寫作，而是“展演”，原本深藏于作品背后的私人身體變成臺前的公共的身體奇觀，所謂“金句”也并不是文學創作，而是一種語言奇觀。作家創作的作品不再是受關注的重點，作家自己成為被關注、被打包、被營銷的部分。網絡上流傳關于網紅作家的大量信息，這些信息構成的作家形象不僅不指向文學，也并不指向真正的作家，而是“人設”，是“算法的結果”，是“虛擬的自我”，無論在哪個平臺上最后被追捧出來的形象、金句，以及再生產的短視頻，都是流量邏輯迎合大眾的形象建構。流量市場真正關注的是在窄窄的手機屏幕里抓住網民的“爆梗”“段子”與“金句”，于是分享、宣發等等都變成了“展演性”的場域，資本看到的是流量變現的可能性，即使這些關注者最后并沒有買書，對于流量本身來說也是只賺不虧，而真實的閱讀很可能不會在這個場域中出現與發生。

《我在島嶼讀書》中，蘇童有一段話談到關于作家的問題：“你看到我們這么活潑，這么可愛，其實也是裝的。大家都說從作品當中可以分析背后的那個作家，他是一個影子，你要把影子真正拉到現實生活中來，那他跟你的想象，本身就是不一樣。所以，為什么以前大家覺得不需要見作家，就是一個作品，我覺得那是比較完美的。像今天我們這樣出現在平臺、網絡平臺甚至電視中，以前都是我們不能想象的。我們想象自己一直是躲在文字背后的那一個人，我們很舒適，也很安全，然后這樣建立起來的我與這個世界、跟讀者的聯系，我覺得都是有效的，也是唯一神圣的。但是在今天……你一看《活著》是這么一部小說，但余華是這么一個人，我覺得你會有一種喜悅的崩潰。”這里蘇童所說的“有效的，也是唯一神圣的”作家與讀者的關系是以作品發生聯系的，也就是說作家本身的形象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字或者作品。從文學的角度，作家與讀者之間唯一的聯結應該就是“作品”。同樣可以回想一下李娟出現在董宇輝的直播中引發的爭議，某種意義上，李娟正是以一種“真實”對抗虛張聲勢的流量，但此時就出現了明顯的“水土不服”，這正是對網絡環境與作家真實不相容的另一種證明。

文學因其特殊性，創作過程不具備“可視性”，它不可能像體育賽事被直播，不可能像美食節目被記錄，文學依賴的是作家內在的思考。訪談、創作談等形式中作家的講述不一定等同文學神秘的生發過程，別人的評論也不能代替讀者真實的閱讀。作家依靠作品與讀者發生關系，網絡環境制造網紅，類似于工業時代造夢明星依靠讓渡自身的故事、隱私獲取觀眾關注，那么在網上走紅的作家到底是作家還是網紅、明星呢？被關注的重點到底是落在了作品內容、藝術風格、創作的獨特性還是落在了明星自身吸引眼球的部分呢？作家與網紅兩種身份可能會有部分的重合，但是就文學而言，最需要的是具備穩定內核的創作力，如果只是口若懸河、高談闊論，內里卻儲備有限，那只能如一顆洋蔥，在網絡流量的侵蝕下最后空空如也。

新媒體技術如同一張在地球二維展開的“二向箔”，所有人都被迫變成網民，否則就會成為新世界遺落在外的邊緣群體。適應新的技術與環境是必須的，但通過觸網，捕捉、追求流量而獲得的到底是不是“讀者”呢？在文學的世界里，作家被看到、被談論、被關注并非實現文學意義，只有作品真正被閱讀、被思考、被回想才是文學意義生發的時刻，哪怕在這一刻作家并不存在。作者隱身，閱讀發生，讀者身份確認，文學的意義才真正開始產生。

二、破圈的幻象

所謂“破圈”是指作家在短視頻、在直播間、在綜藝節目里產生圍繞文學或者作家的大量信息，這些信息與觀眾、網民形成一定的共鳴或者共情，進而可能將這種情緒遷移到閱讀需求中，通過作家的魅力將本來不是讀者的觀眾、網民變成讀者。但從根本上說此時作家的生產力并不是生產文學，而是以“作家”的角色生產數據，作家段子、文學消息、花邊新聞、八卦談資，為傳播而傳播的內容絕非文學的本質，這些“非文學”的東西只會始于流量，終于流量。

如果仔細辨認就會發現很多時候人們熱衷討論的破圈成功與文學閱讀毫無關系，而是點贊、轉發、分享、跟評與互動，即使閱讀也不是對作品的閱讀，而是對視頻號與短視頻的內容、評論、彈幕的閱讀，那破圈的意義何在呢？僅僅是流量？真實的讀者群體又在哪里呢？當新技術帶來的新媒體沖擊傳統閱讀的時候，慌慌張張地追在流量身后，跟著流量打游擊戰，打造出偶像作者，期待粉絲飯圈為之“氪金”買書，這恐怕不是文學的神話，只是資本的勝利。所謂破圈，得到的關注群體可能并非“讀者”，潑天流量與文學無關，贏的僅僅是數據背后的資本，與文學毫無關系，甚至文學、作家本身也成為流量世界里虛假繁榮的傀儡與道具。

不妨回顧歷史。新文化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中國新文學格局，在近些年來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新媒體技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伴隨而來的是閱讀方式的改變，比如從新文學作家開始就牢牢握在手里的報紙副刊、文學期刊等話語陣地突然失效了，這種失效甚至不是慢慢被侵蝕、被爭奪，而是近乎一夜之間被消解。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破圈”并非強勢出征，倒更像是奮力自救，因為原來“圈地”的版圖已經在新世界里失落了，所謂“破圈”，或許并不是嚴肅文學威震四方、收服四海，而是一種朝不保夕、隨時溺斃的掙扎恐慌。一百多年前新文學作家們留下了寶貴的傳統，但這傳統絕不是故步自封的驕傲，也不是迎合媚俗的自保，而是敢于絕地反擊的勇氣與追求自新的膽魄。

同樣，在流量邏輯、算法時代里，文學與閱讀也不應該是堂吉訶德式的過時固守，而可能成為真正的反抗與真實的救贖。法國新小說派代表人物米歇爾·布托爾曾經談到人們正在經歷一場文學危機，也是一場精神危機。他認為出版物的數量增長與文化無關，因為人們的精神層面是停滯的，新的交流方式只產生了噪聲。高速發展的現代科技社會讓人們的時間變得碎片化，疲于應付各類信息而無法停下來思考，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審美、閱讀有了更特殊的價值。以《我在島嶼讀書》為例，程永新作為《收獲》雜志主編、祝勇作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西川作為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的身份，以及在整個節目中余華、蘇童等人隨時會產生的關于閱讀的交流等也確實帶來了一定的正向反饋，讓讀者體會到文學、閱讀與生活的關系，尤其是攝影師肖全把自己的攝影作品帶到現場，也證明了現代社會語境中，與文學相關的豐富因素在不同語境中出現，“閱讀”成為一個相對泛化的概念，可以在許多場景中發生，但必須是圍繞“作品”的審美體驗。

不管是作家還是作品要在新媒介的社會中存活，則一定要匹配新的媒介語境，但并不意味一定要迎合在這一語境中出現的所有要素，甚至可以考慮部分地逃離、背離、對抗這種語境。比如“閱讀”可以指向當下，解決許多心理疾患的問題；比如“文學”并非只是陳詞，經典作品仍然為當下提供營養，哪怕并不被多數人熟知。著名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接受采訪時談到自己研究的哲學專業時說：“我不會去回應無知的人。我之所以從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為我認為它是真實且重要的，不論它是否流行。”［2］真正的文學也需要一份這樣的自信與堅守。文學創作需要獨立性，文學作品需要獨創性，但流量世界迎合的絕不是真正的獨立與獨創，多數時候只是貌似與眾不同，實則流水線上的復制品，創作者不僅沒有思考、沉淀的時間，沒有修訂調整的時間，甚至連好好反應的時間都沒有，讀這種作品是對人的思考能力的巨大消耗。而文學的創作是需要時間，需要孤獨，需要反觀內心，也需要沉靜思索的，需要能在喧囂世界里聽到自己內心世界的聲音，從本質上說，文學所需要的特質與流量世界是背道而馳的。

三、文學的新生

在網絡世界里生產、追逐流量，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那么文學進入這個場域，是應該逐流量生產，還是應該逐讀者而存？答案或許都不是。真正的文學與讀者的關系從來不是前者追逐后者，而是一種極為微妙的互相“遇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生產，文學尤其是嚴肅文學并不是因讀者的“需求”而生產，它不僅不會迎合需求，有時甚至背離需求，許多偉大的、優秀的作品都以自己獨一無二的光輝照亮了夜空，以不可替代的獨特造就了新的審美指向。然而一旦陷入流量邏輯、數據邏輯，文學就會變成用戶導向的產品，這恐怕不是真正的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文學或承載文學的期刊、雜志創造出來的結果常常是先鋒的、領先于社會以及世界的普遍認知的，這需要作者的專注、孤獨、好奇甚至偏狹，需要那些與數據背道而馳、被流量邏輯排斥的東西。

所以文學的新生關鍵并非破圈，而是產生新質，這種新質應該是可以解決這個時代的問題的。余華之所以能破圈成為青年導師，也正是因為他從某種意義上在回應青年們的時代之痛，項飆最近在接受采訪時也談到一個觀點：“生命力需要的是意識上的間隔，這種間隔即使在系統沒有大的改變時也是可以落實的，而且有時候只要稍微意識到這一點，就能在個體層面上看見比較大的效果。所以改變系統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不能改變系統的情況下，我們仍有發揮能動性和創造力的辦法，去創造一些小的橫向反思空間。”［3］在不改變系統的情況下，如何給自己創造小的橫向反思空間呢？文學、藝術就是非常有效的方式，閱讀也是直接的途徑。

媒介化的時代里，文學性在漫溢、泛化，但這本身并不可怕，文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就是一直處于變化中的。從最初的詩、樂、舞三位一體，到純文學門類的互相破壁，再到一路以來文學在電影、游戲等藝術形式中發揮“母本”作用，比如《黑神話：悟空》中許多審美細節正是文學性的，當然也是民族性的。真正的好作家一定能真正地展現民族的精神，真實地捕捉人性的深處，而真正的好作品也大概率不會因為直播、流量被催生，倒可能因為只求博人眼球而被扼殺在搖籃中。文學從來不是故步自封的，閱讀者也不會被圈禁，文學精神本來就是追求自由、追求生長、追求新質的，這在本質上與新的社會語境并不沖突，同時可以以沉靜、獨立以及反思對抗新的媒體語境中的困惑與不解。

眾聲喧嘩、萬物聯結的時代里，當技術的浪潮洶涌而來，轉過身閉上眼顯然不是可取之道，但擁抱新媒體技術的姿勢該當如何呢？在潮起潮落的時空汪洋里，總有一些小小的島嶼貌似被淹沒仍會倔強地一次次出現，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在月光里溫暖瑩潤。那是屬于心靈、文學、藝術的永不沉沒的存在。

（作者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

［1］［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頁。

［2］參見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2024年11月11日訪談文章《“在這個嘲笑文科的時代”，一個強勢女人的哲學辯護》。

［3］參見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2024年11月06日訪談文章《對談項飆：教育系統正在批量生產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