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華的意義就在于，他告訴我們“活著的力量不是進攻而是忍受”。只有憑借謹慎、克制和堅韌，每個人才不會隨波逐流，繼而在與苦難的和解中度過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余華意義上的謹慎、克制和堅韌，只是一種人生態度而非處世之道，他從不愿做“天命的教導員”——即使在他已“出圈”成為了文壇“頂流”的今天，余華也并未以人生導師自居。換個角度來看他的最新隨筆集《世界上的迷路者》，其實頗有一些夫子自道的況味。我愿將這本書視為余華對這個時代的回答：余華是誰？什么是“正確的出發”？何為“作家的勇氣”？“當漫漫的人生走向尾聲的時候”，記憶又如何塑造自己的人生？為說明這本書獨具的“答案”屬性，我們不妨坐上“回憶的馬車”重溫余華。

小說家余華的先鋒實踐

這些年來，學界一直在推動當代文學的歷史化與經典化進程。從現場批評開始，無數研究個案被匯總、概括和提煉，批評家與文學史家殫精竭慮、大費周章，無非是想以歷史化的方式去蕪存菁，為龍蛇混雜的當代文學樹立經典。待大浪淘沙后，余華作為當代經典作家的地位已然確立。但這種經典性，并不特指其創作成就，它還包括余華在文學史上的“樣板”意義。換句話說，通過余華可以“一葉知秋”，他的創作歷程，最能反映當代文學近40年來的發展變化。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因受思想解放運動感召，一時間風雷激蕩、云水飛揚。余華和同道中人秉承五四文學的啟蒙傳統，不僅以創新實驗深度參與先鋒文學運動，而且還以歷史批判、暴力敘事和文化寓言呼應時代命題。對人的敘事關懷，也由此構成了余華小說創作的核心命題。盡管余華的小說美學向來以冷酷著稱，但這種冷酷卻是余華對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思想傳統的賡續，因此，《現實一種》中的兄弟相殘，《四月三日事件》中的少年臆想，還有《一九八六年》中的歷史創傷，都深刻反映了余華借由仿寫魯迅作品所欲表達的啟蒙情結。與此同時，《鮮血梅花》對武俠小說、《河邊的錯誤》對偵探小說，以及《古典愛情》對言情小說的文體戲仿，又體現了余華在形式實驗中對類型小說的高度借鑒。一言以蔽之，作為知識分子的余華崇信文學的“人學”傳統，而作為小說家的余華，則一開始就在西學熱中明確了自己的中國經驗。在他身上，庶幾可見當代作家如何應對文學現代性浪潮的歷史過程。

光陰荏苒、世易時移，20世紀90年代，當代文學深受世俗化潮流的裹挾之際，余華在先鋒文學與現實主義之間找到了藝術的平衡點。世人多以《活著》這部長篇杰作論說余華的創作轉型，但如何在世俗化語境中繼承先鋒遺產用以改造現實主義，卻同樣彰顯了余華在90年代文學中的先鋒價值。一部《活著》，講的是苦難和人對苦難的承受力，以及“活著就是活著”的樸素道理，藝術上卻無限拓展了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力：不論是以說書場景反映小說現代性品格的結構意識，還是用言行描寫替代心理描寫的敘事策略，抑或是懸置宏大歷史背景的日常化書寫，都能見證余華的良苦用心。同樣，這種努力也見之于《許三觀賣血記》的重復敘事、《兄弟》的狂歡化寫作、《第七天》的亡靈視角和《文城》的補敘裝置。而余華的藝術追求，也讓20世紀80年代先鋒實驗的文學遺產得以在后來的世俗化語境中薪火相傳。

所有這些，都被余華記錄在《世界上的迷路者》這部隨筆集中，那些書寫于不同年代的創作談，完整呈現了余華如何“正確的出發”：他走進的是挑戰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窄門”，卻從“狹窄”中走向了“寬廣”。福貴也好、許三觀也罷，甚至是那個頑劣不堪的李光頭，他們全都是余華樸素的生命哲學的見證者，而這些人物每一個都無法替代的人生，也讓讀者看到了一位作家捍衛先鋒精神的無上勇氣。

從小說創作向文學批評跨界

盡管作為小說家的余華早已名滿天下，但他的隨筆寫作，尤其是文學批評卻時常被人忽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正是當代作家由小說創作轉向文學批評的跨界寫作。余華、馬原、殘雪、格非、畢飛宇等人以重讀文學經典為目的的批評實踐，最終在學院派批評和媒體批評之外，促進了作家批評的崛起。如果追根溯源的話，那么作家批評既深受作家駐校制度的影響，同時也是學院派批評趨于式微的產物。而余華在這一跨界潮流中依然醒目，他對海明威、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和魯迅等經典作家的解讀，不僅鞭辟入里、新意迭出，而且還以創作經驗介入文學經典的批評方式，滌蕩了學院派批評積重難返的理論迷思。

具體而言，余華的文學批評主要以情節復述與經典重寫體現了作家批評的核心特質。所謂情節復述，指的是余華在解讀文學經典時，并不像學院派批評那樣以某種理論方法為批評依據，也不像媒體批評一般熱衷于簡單的價值判斷。他的批評方式，首先是一種對經典作品故事情節的“復述”，即“用寫作者的感覺去追隨別人的寫作”。把別人寫下的故事縫縫補補再講一遍，而且還在瞻前顧后的復述進程中左右逢源，通過不斷融入自己的寫作感覺與閱讀經驗，達到與批評對象展開精神對話的研究目標，如此多元復調的批評奇觀自會令讀者耳目一新。

與此同時，借助情節復述的批評策略，余華還用自己的敘事方式重組了經典作品的故事進程。譬如重新設定原作的時間敘事，將以心理時間結構故事情節的方式予以敘事還原，通過梳理隱含于原作中的敘事邏輯，呈現人物隱秘曲折的內心之旅；又或以“心理填空”的復述方式，補寫原作中省略空缺的心理內容，同時輔以旁白般的插入式敘事，向讀者揭開經典作品暗藏的藝術經驗。在此過程中，余華的敘述聲音直接融入了批評對象的敘述進程，復調式的敘述景觀亦由此形成，而文學批評也從一門求真的科學變成了創造的藝術。簡言之，余華和其他跨界批評的作家一道，不僅以創作經驗替代了理論分析，而且還借由經典重寫恢復了文學批評的雜文學屬性。

復歸中國文論“話體批評”傳統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認識余華這種可被歸入雜文學范疇的批評寫作？或者說，他的跨文體實驗，秉承了什么樣的文學傳統，以及又會怎樣影響當下青年一代的寫作？弄清楚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上的迷路者》這本書，而且還能從一個更為宏闊的視角厘清余華隨筆的價值。

如果從內容上看，余華的批評文本基本上由議論和敘事兩部分內容組成。前者不難理解，因為文學批評本就屬于議論文范疇。至于后者，則可被視為小說家余華的一種寫作慣性，即用講故事的方式闡述批評觀點。批評的小說化，或者說“體兼說部”的文學批評，使得原本說理議論的批評方式復歸中國文論，尤其是“話體批評”的偉大傳統。也許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當代作家是有意識地繼承話體批評傳統，但文人論文，向來重視表現批評家主體性價值的興味與意涵，再加上他們未曾受到學院派批評的話語規訓，故而寫起文章來筆隨心動，行于當行、止于當止，涵泳優游處，自會與話體批評深度契合。

作為一種起于宋代，由詩話創體，繼之以詞話、小說話、文話等形式流傳的批評方法，話體批評主要表現為筆記體、隨筆型和漫談式，凡論理、錄事、品人、志傳等均或用之。由于“話”的意思就是“故事”，因此話體批評“體兼說部”，是說理與敘事雜糅的研究方法。而其中的“小說話”尤近于魯迅所說的“叢殘小語”，它具有印象式的筆記風格，體無拘囿、言無定式，記錄了批評家對文學作品的不少可觀之辭。更為重要的是，小說話和其它種類的話體批評，在表達作者的體悟直覺時并非憑空興起，而是要依托一些敘事內容展開，由此也就讓集研究和創作于一身的話體批評，具備了“體兼說部”的文體特征。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話體批評還可歸入“雜文學”傳統。雖然在文學性的表現上，雜文學沒有純文學的虛構性，但它也可能在情感性、修辭性上與純文學一較高低。

余華式的文學批評或隨筆創作對當下的青年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就目前青年作家的成長軌跡來看，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高校學生，他們受惠于作家駐校制度的普及，能在日常的文學教育之外接受駐校作家的現場指導。而余華作為高校教師，他對文學新人的扶持也主要體現在文學批評上。像收錄于這部最新隨筆集里的文章《寫作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解放》，便是余華為自己學生的小說集所作的序言。文中余華講述了師生之間、同行之間的交往故事，體兼說部之余則深入點評學生的小說作品，那種情節復述、寓說理于故事的話體風格一覽無余。這是余華從經典重讀到推介文學新人的轉變，也是他作為文學教育者責任的體現。從一定程度上看，作家駐校制不僅助推了作家批評的持續繁榮，而且還因這種批評方式的文體變革，進一步深化了高校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余華的隨筆也如其小說創作一樣，正在當下文學現場的深刻變革中發光發熱。

在《世界上的迷路者》這部隨筆集中，具有雜文學屬性的批評文章占比最高。從早年名動一時的《虛偽的作品》，到如今推薦文學新人的文章，余華一再以體兼說部的批評方式，沖決了橫亙于隨筆和批評之間的文體藩籬。而他的這些文章，因為既有用工匠精神提煉小說技藝，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藝術探索，也有借題發揮，用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情理抒懷，故而在存留個人經驗、補正學院派批評和賡續文章學傳統，以及推進創意寫作等多方面都具有寶貴的文學史價值。而余華也從早年間的先鋒文學藝術，逐步走進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人生。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