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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千載一悲鴻：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展”現場。

圖片來自：廣東美術館

奔馬（中國畫）

徐悲鴻作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央廳外墻上，巨型花崗巖浮雕引人注目：幾名高大健碩的壯年男子，手持釘耙，奮力揮向土地。畫面張力十足，人物頂天立地，神態各異，身體肌肉線條夸張，似有磅礴之力、雷霆之勢。這件長36米、高12米的浮雕名為“愚公移山”，是以藝術巨匠徐悲鴻的代表作《愚公移山》為藍本而作。

今年是徐悲鴻誕辰130周年。由廣東美術館、徐悲鴻紀念館共同主辦的“往來千載一悲鴻：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展”日前在廣東美術館新館展出。包括《愚公移山》《九方皋》在內的70余件佳作亮相。

徐悲鴻是在國家危難與社會動蕩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家，他將“生于憂患”這一理念內化為藝術革新動力，其作品展現了逆境激發的變革與自我超越，傳遞出深切的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

藝術再現傳統故事

返回中國古代典籍，將傳統故事轉換為藝術形象，是徐悲鴻嘗試的一條復興中華民族精神之路。

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取材于中國神話傳說，也是其藝術生涯的杰出代表作。這幅畫作在創作上突破傳統理念，以人體為主要描寫對象，充分展示了勞動中的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運動之美，歌頌了人的偉大力量。

1939年至1941年，徐悲鴻輾轉南洋、印度等地舉辦畫展，并將賣畫所得款項全部寄回祖國支援抗戰。1939年11月，他應印度詩人泰戈爾之邀，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宣傳抗日。在印度期間，徐悲鴻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就包括《愚公移山》。彼時正值抗戰艱苦時期，徐悲鴻得知中華兒女夜以繼日、用血肉筑成了“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后，深受感動，借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現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堅韌不拔，打敗日寇的決心和信心。

1940年4月，徐悲鴻在致友人信中說：“一月以來將積蘊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當得起一偉大之圖。”可見，創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心間盤桓20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歐洲求學期間，徐悲鴻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方歷史故事油畫時，就萌生了為本民族歷史故事繪寫巨制的宏大理想。

徐悲鴻的大幅中國畫《九方皋》取材于春秋戰國時期九方皋相馬的故事。徐悲鴻筆下的馬往往不帶韁繩、自由奔放，而在這張作品中，駿馬被拴在了韁繩上。對此，徐悲鴻解釋說：“馬也如人，愿為知己者所用，不愿為昏庸者所制”。畫家以馬喻人，表明有才之士希望能得到伯樂賞識，找到用武之地，間接反映了徐悲鴻歸國后的心境。

此外，徐悲鴻的《田橫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也取材于中國傳統故事。通過這些主題創作，徐悲鴻將西方歷史畫敘事傳統與中國士人精神傳統對接，構建起兼具現代國家意識與傳統倫理價值的表達范式。這種藝術表達突破了文人畫的傳統，在藝術社會功能層面實現了創造性轉化。

寄情思于筆下生靈

在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徐悲鴻不僅創作了寓意深遠的主題作品，還托物言志，將家國情懷寄于筆下萬物生靈，成為民族精神的一種生動寫照。

在這次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獅吼》《奴隸與獅》《獅子》等多幅以獅子為描摹對象的速寫。徐悲鴻喜歡畫獅子，他曾在一幅雄獅圖上題詩：“平生好寫獅，愛其性和易。亦曾觀憨笑，亦曾親芳澤。亦曾聞怨啼，亦曾觀舞躍……”據說在歐洲留學期間，只要天氣晴好，他就會去動物園對著獅子寫生。

縱觀徐悲鴻藝術生涯，他對獅子的描繪從未停止。隨著祖國情勢、個人情感的變化，獅子這一藝術形象逐漸由浪漫主義描繪轉為現實主義刻畫，由個人情感升華成對家國情懷的寄寓。徐悲鴻1922年創作的《獅吼》，用浪漫主義手法表達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1934年的《雄獅圖》上題寫“新生命活躍起來”，激勵民眾團結抗戰；1938年的《負傷之獅》表達了時代的苦難，也展現出民族的堅韌與不屈；1942年的《會師東京》鼓舞軍民抗戰信心，表明勝利的曙光即將到來。畫筆下的獅，成為徐悲鴻寄托家國情懷的典型形象之一。

徐悲鴻筆下廣為人知的馬，也傳遞了畫家的情思。1941年秋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身在馬來西亞的徐悲鴻十分關注國內戰況，創作畫作《奔馬》。畫面上的駿馬由遠及近，騰空而起，昂首奮蹄，鬃毛飛揚，意氣風發，象征著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勇氣。畫上右側有題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果也，企予望之，悲鴻時客檳城”，抒發了畫家的憂思之情。

無論是“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的戰馬，還是覺醒的雄獅側目睥睨，抑或鷹擊長空、展翅翱翔……徐悲鴻筆下的生靈不僅是藝術家人格氣質與創作激情的熔鑄，也是民族文化與時代精神的寫照。

筆墨當隨時代。如何在創作中融入時代性、體現民族性，仍然是當下美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徐悲鴻與民族同步、與時代共鳴的創作理念，對今天的美術工作者依然具有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