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說集，重新翻檢舊作，我不禁為自己文學旨趣的頑固而感到驚訝。當然，也有驚訝之余的檢討。有些篇目我幾乎已經忘記；有些篇目當初以“材料”呈現，后來被整合進了其他作品；有些篇目我自己也拿不準算不算得上是“短篇小說”……這里面，可以窺見一個寫作者多年的書寫軌跡，也彰顯著短篇小說這一文體本身的豐饒與復雜。當部分寫作能夠僅以“材料”的面目示人，可能證明了“未完成”亦是短篇小說所允許的藝術手段；當我拿不準寫下的算不算短篇小說，可能昭示著“自由”正是這個文體最為驚人的秘密。

我幾乎要說出“短篇即自由”這樣的狠話。可是，有“不自由”的小說嗎？中篇還是長篇？我將“自由”專屬于短篇，更多地，應該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認定。小說精神能夠脫離小說形式嗎？事實上，自由的形式，本身便激勵與拓展著我們精神的自由。

然而自由絕不意味著輕率。只寫短篇小說的巴別爾便將他的寫作視為苦役。“文學不是贗品！正是如此！同一篇短篇小說的幾個不同寫法。多么可怕！也許，您認為這太過分了吧？而我對最后一種寫法是否能夠發表，卻還沒有把握。似乎對它還可以進行壓縮。這樣精選，我親愛的，會激發語言和風格的獨創性的力量。語言和風格的！”說這段話時，巴別爾剛剛將一篇最多不過十五頁的短篇小說翻寫了一百頁。巴別爾強調了短篇小說一個重要的準則——語言和風格。顯而易見，他正是在強調形式。你看，“自由”的短篇小說背后，是“可怕”得“太過分”的苦役，是對于語言和風格的忠誠。

對照巴別爾的指標，我所有的作品差不多都應該再翻寫十遍。這很可怕，也很過分，但也實在令人神往。因為它使得文學的苦役看起來就是如此地矜重和具有價值，誠如巴別爾所說——“這個工作使我成了一個人，而不是敖德薩的一個流浪街頭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