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湯用彤的交往，多為學人所知，并有專文闡述。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卻少為人知，即便有所涉及，也是散落在不同的作品中，未見有人專門探究過。

究其原因，錢穆與熊、梁二人雖然都在北京大學任過教，都是傾心于東方文化且卓有成就的大家；然而，他們任教北大的時間并不一致，尤其是錢穆與梁漱溟，根本沒有交集，也沒有合作過。錢穆與熊十力雖然曾為鄰居，有段時間往來甚密，但他們終究各行其是。

即便如此，錢穆與熊、梁二人的交往仍有很值得回味的地方。

在北平的交往

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始于1933年。

那段時間，錢穆正任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授課的同時，還撰寫《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課程綱要》等講義，很受學生歡迎。他與北大哲學系教授湯用彤（字錫予）交往密切，成為摯友。1933年春，湯用彤的好友熊十力從杭州來京，一時沒找到合適的住處。湯用彤知錢穆所住的二道橋住宅面積很大，有三院四進，便和錢穆商量，安排熊十力也住了過去。這樣，熊十力成為錢穆的新朋友。而梁漱溟、林宰平等人，與熊十力相交最為密切，一有機會便聚在一起，故而，錢穆也就很自然地與這些人有了交往，而且對此頗為重視。

據錢穆晚年回憶，他先是和母親住在西城二道橋，年假時將母親和家眷送回蘇州，春節后獨自返京。湯用彤見錢穆一個人飲食不便，就勸他搬到南池子湯家寓所，安排他住在前院一個書齋。錢穆搬離二道橋后，偌大的住宅只有熊十力住在第三進院子了，湯用彤便又邀一位北大學生住到第一進院子。不久，蒙文通也因湯用彤的推薦到北大歷史系任教，于是有了錢穆、湯用彤、蒙文通的一次徹夜暢談。蒙文通與熊十力當年都在歐陽竟無的內學院同時聽講，二人是老相識，只因熊十力正寫《新唯識論》，蒙文通不以為然，所以二人見面后總是互相爭論。錢穆則為他們做緩沖。這樣，他們幾人很自然地組成一個朋友圈。而這個朋友圈里，不久后還加入了林宰平、梁漱溟。正如錢穆《師友雜憶》中所憶：“除十力、錫予、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兩人，時亦加入。惟兩人皆居前門外，而又東西遠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僅得五人相聚。宰平與漱溟則不易相值。”

按理說，錢穆與梁漱溟之間應該有很多共同的話題。錢穆早在1918年便出版了《論語文解》，以后又陸續出版了《孔子研究》《孟子要略》《王守仁》等書，對孔門儒學有很深的情懷。梁漱溟對孔門之學的情懷，則有過之而無不及。1918年秋季，梁漱溟在北大校園內刊載啟事，征求同好，對孔學做不定期研究。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更是指出人類文化不久的未來，將轉向以孔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復興，提振了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不僅如此，無論錢穆還是梁漱溟，他們都不是固守舊思想的人，而是要從舊傳統中開出新思想，從而使中國文化重新煥發光芒。所以，如果錢穆與梁漱溟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相遇，必定會有很多深入的探討，有極大的可能成為莫逆之交。然而，他們偏偏是在1933年才開始交往，顯然有點晚了。從1924年開始，梁漱溟便辭去北大教職，致力于救國救民的社會活動。1931年，梁漱溟開始在山東鄒平縣推行鄉村建設；1933年，第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在鄒平召開，梁漱溟成為中國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奔走于全國各地。所以，他每回北京，雖然都要與熊十力等人見面，并由此與錢穆有了交往，然而，他們之間并沒有深入的交流，也沒有儒學方面值得提及的往事。

有趣的是，《師友雜憶》中倒是記載了一件帶有神秘色彩的小事：“某日，有一人自四川來。其人善相，家世相傳已三代矣。其來特為梁漱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錫予同余俱至其家，請相士一一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來南池子錫予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謂十力乃麋鹿之姿，當常在山林間。并言漱溟步履輕，下梢恐無好收場。言余精氣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態，此下當能先后如一。”

抗戰勝利后，錢、梁的四次見面

在北平交往過一段時間后，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便非常少了。

在往后的歲月里，錢穆與梁漱溟則有四次見面。

前兩次是在1945年11月的成都，見面時間非常短暫。不過，細想起來，很有意味。

當時，抗戰已經勝利，國共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決定以政治協商會議的形式，為多黨派合作提供新的舞臺。錢穆當時任教于華西大學，他雖然始終一書生，向來不從事政治活動，但授課之余，還是撰寫出版了《政學私言》。《政學私言》收錄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中國社會之剖視及其展望》《農業國防芻議》《戰后新首都問題》等多篇政論文，是錢穆結合現實，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出發，為理想中國的建立與復興所作的探討。說來也巧，該書的樣書剛到錢穆手中，梁漱溟便來拜訪。

對此，錢穆在《師友雜憶》中稱：“一日晨，方出門去上課，梁漱溟忽來訪。余告以正值有課，漱溟曰，無妨，我來成都小住有日，并暫居君之隔鄰。遂約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學私言》一冊與之，曰，君倘夜間得暇，可試先讀此書。”梁漱溟閱讀錢穆關于國家大事的見解后，頗感高興，認為錢穆與自己有了更多的相合之處。

自1937年日軍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以后，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很快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無法繼續下去。這種情況下，他認為中國最重要的事就是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隨后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努力促成團結抗敵的局面。他還與黃炎培等人發起創立了國共兩黨之外的最大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創辦民盟報紙《光明報》，把自己與中國問題的解決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抗戰勝利后，他認為大局基本已定，決定不再參加現實政治，轉而要搞文化研究工作。然而，當他于1945年11月到達重慶的時候，正趕上國民黨想要接收東北的復雜局面。在他看來：“當時的東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為西班牙第二、爆發有國際背景的內戰的可能。我不能坐視不理，無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現實政治里。當時，民盟積極地搞起來，大家不讓我走。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 這樣，我就參加了舊政協。”梁漱溟便是在這個時段來見錢穆的，而且想要錢穆與他一起做事。由此可見，梁漱溟對錢穆還是很有期待的。不過，第二天的交談終究還是讓他們分道揚鑣。

在錢穆回憶中，第一次見面后過了一日，錢穆前往梁漱溟住處。見面后，梁漱溟告訴錢穆，他打算創辦一文化研究所，邀請錢穆與他合作。錢穆當即同意，并問此事將于何時開始。梁漱溟說：“政府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此事有結果后，當即進行。”又說：“《政學私言》已讀過，似為政治協商會議進言。”錢穆否定了梁的說法，稱：“不然，書生論政，僅負言責。若求必從，則舍己田耘人田，必兩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導后學，茲事體大，請從今日始。若俟政治協商會議有成果，則河清難俟，恐僅幻想耳。”顯然，錢穆不認為當時的政治協商能有什么成果。梁漱溟對此很不以為然，很不高興地站起來說：“我很不同意你說的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今日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對峙，如果不能結合，他日國事又如何可望？”錢穆回答：“你說的話固然對，但也須有緣。你是想要做父母之命呢？ 還是僅僅為媒妁之言？ 如今方盛倡戀愛自由，你怎么不知道？”梁漱溟當然聽得出錢穆的言外之意，怫然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辭！”就這樣，二人話不投機便分開了。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錢穆與梁漱溟的不同。錢穆雖然關心國家大事，但他始終一書生，把自己完全定位于文化擔當上；他雖然也密切關注現實，寫出《政學私言》這樣的政論作品，但始終不愿意直接參與政治。而梁漱溟，則向來有“吾曹不出若蒼生何”以及“舍我其誰”的高度自信，認為自己被賦予一種偉大的天命——那就是解決中國問題乃至人類問題的歷史使命。為此，他不只是要撰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樣震古爍今的巨作，更要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中國問題的解決上。這就是兩人在根本上的不同。由此，也就決定了他們之間無法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形成合作。

此后，錢穆還在京滬列車上兩次巧遇梁漱溟。當時梁漱溟常往返京滬間，出席舊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見面時，梁漱溟告訴錢穆：“每憶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誠大不易，茲當勉姑試之，不久或知難而退矣。”第二次巧遇時，梁漱溟告訴錢穆：“君來正佳，我此去堅求辭職矣。”語不多時，錢穆便下車了。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錢穆晚年回憶此情此景后感慨：“京滬車上之最后一面，則猶時時在余之心目中也。”可見，他是何等重視與梁漱溟的交往！

錢、熊最后一次見面及三人日后情形

《師友雜憶》中最后一次提到熊十力、梁漱溟，是1949年發生的事情，也是錢穆與熊十力的最后一次見面。

當時正是新舊政權即將交替之際，錢穆與唐君毅一起抵達廣州，遇到張曉峰，又打算前往香港辦學。在這樣的情況下，錢穆仍能想到熊十力、梁漱溟，稱：“又一日，與君毅同去廣州鄉間訪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學生家。余兩人留一宿。十力亦無意離大陸，后去北平，聞其卒于滬上。又梁漱溟時在重慶，余與某君晤，頃已忘其名，由其作書勸漱溟來粵，亦未得復。”由此可見，錢穆1945年雖未能與梁漱溟合作辦文化機構，但內心始終留有一些期盼。而梁漱溟，自然不會和他一起離開內地。

此后，錢穆前往香港辦新亞書院，后來定居臺灣，撰寫出版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朱子新學案》《師友雜憶》等許多著作。在其身后，《錢賓四先生全集》出版，其他著作亦不斷再版，產生深遠影響。

《師友雜憶》中，錢穆不僅回憶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而且在回憶自己受馬一浮邀請到復性書院講演時，將熊十力與馬一浮放在一起進行了比較，稱：“一浮衣冠整肅，望之儼然。而言談間，則名士風流，有六朝人氣息。十力則起居無尺度，言談無繩檢。一飲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同席感不適亦不顧。然言談議論，則必以圣賢為歸。就其成就論，一浮擅書法，能詩，十力絕不近此。十力晚年論儒，論六經，縱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視之，轉為拘謹矣。但兩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當年，兩人內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語無不合。及在復性書院，相從講學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見，乃若所同不勝其所異，暌違終不能免。”

而對于梁漱溟，錢穆曾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評價過梁的作品，稱：“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學，哲學亦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門。若認為文化是一套哲學，此實大誤。近人如梁漱溟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彼似乎只根據哲學觀點來討論文化，亦嫌不足。”這樣的評價，看似有貶低成分，但也蘊含著重視的態度。

新舊時代交替之際，錢穆南下，熊十力、梁漱溟則北上，受到新政府的禮遇。

熊十力先在北京居住，1954年移居上海直到病逝。在此期間，完成了《原儒》《體用論》《乾坤衍》等重要著作。在其身后，《熊十力全集》出版，許多專著也不斷出版，影響廣泛而深遠。

1949年八九月間，熊十力給唐君毅、徐復觀等人的信件中提到“錢先生”“賓兄”，有的信件還有“轉錢先生”等文字。例如，1949年9月16日給徐復觀的信中，熊十力寫道：“賓兄、君毅等數人來一次而外，并少人來。你想今日何時，誰到四五十里之鄉而視吾乎？”這里的“賓兄”，就是指錢穆，因為錢穆字賓四。1949年9月19日的一封長信，主要就是寫給唐君毅、錢穆的，起筆就是“君毅與四兄同看”。這里的“四兄”，顯然就是“賓四兄”的簡稱。信末文字為：“四兄學問自有專長。不談佛法不為有損，多談佛法不必有增。此在佛門中，為極高無上之歸宿處，很不易說，不可隨便談談引起世人誤會。今人一切無正知見，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隨觸談及，非故意與你起諍也！ 我和你究是多年心契，故不妨談談。”這可以視為熊十力對錢穆學問以及自己與錢穆交往的整體性評價。

梁漱溟則一直定居北京，雖然經受過一些磨難，但初心不改，仍然時刻關注中國問題和人類問題，撰寫出《人心與人生》《儒佛異同論》《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在其身后，《梁漱溟全集》出版，各類專著也是一版再版，深受讀者青睞。

通讀《梁漱溟全集》，里面有兩次提到錢穆。

一次是在1949年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梁漱溟提煉中國文化的第十三特征時，稱：“往年歷史學教授錢穆先生曾有一論文，稱中國文化為‘孝的文化’。（三十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近則哲學教授謝幼偉先生，又有《孝與中國文化》一書出版。”

另一次是在1976年回復友人胡應漢的信中，梁漱溟稱：“弟批評錢氏著作，我看甚好。”這里的“錢氏著作”，就是指錢穆所寫的《論語新解》。至于胡應漢究竟是怎樣批評錢穆著作的，筆者未能查知。所以也無法得知梁漱溟對《論語新解》的看法。但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確認，梁漱溟閱讀過錢穆的《論語新解》，否則不會這樣答復。

以上這些，就是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全部交往。雖然他們沒有合作過，但他們都在各自的軌道上做出卓越的成就。他們留下的思想和著作都是極具生命力的，直到現在仍能提供給我們不竭的知識能量、深邃而活潑的智慧能量以及解決現實問題與長遠問題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