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文學史的發展進程中，宏觀歷史敘事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民族、階級、革命等宏大主題，始終是文學表達的核心。彼時，作家們站在時代的宏大視角，用文學描繪出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力求展現出社會發展的整體脈絡及其內在規律。然而，隨著全球化以及后現代思潮的興起，個體生命的獨特性與復雜性逐漸受到關注。個人微觀史敘事應運而生，它聚焦于邊緣經驗，深入挖掘個體日常生活的細節，為當代文學重構歷史認知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這種“小敘事”并非對“大歷史”的否定，而是通過個體經驗的棱鏡，折射出被遮蔽的歷史褶皺與社會肌理。諸如韓江的《素食者》、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葛亮的《靈隱》，還有雙雪濤的《飛行家》、馬伯庸的《長安的荔枝》等作品，皆以個體的渺小存在為切口，撬動了對權力、暴力、記憶等宏大命題的反思。這種文學創作方向的轉變，不僅是文學形式上的創新，更隱喻著文化主體性的重構，標志著文學從“啟蒙者”向“見證者”的角色轉換。

值得注意的是，小敘事與大歷史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對立或替代，而是呈現出深刻的辯證性。正如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言：“真理是全體，但全體只有通過局部才能實現其自身。”微觀史敘事通過對個體經驗的聚焦，以局部之“小”窺見整體之“大”；而宏觀歷史則通過提供結構性框架，賦予個體經驗以歷史縱深。二者的張力恰恰構成了歷史書寫的完整性——小敘事填補大歷史的縫隙，大歷史則為小敘事錨定坐標。這種辯證性在當代文學實踐中尤為突出：作家們以“顯微鏡”凝視個體命運，卻借由個體的掙扎與覺醒，映射出時代巨輪下的社會肌理與人性光譜。

一

微觀史學于20世紀70年代在歐洲興起，其核心在于對特定事件、人物和社會現象展開深入細致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更廣泛的歷史進程。微觀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卡洛·金茨堡曾以顯微鏡為喻，指出“微觀史”并非指研究對象的大小，而是一種由顯微鏡所喚起的分析方法。

個人微觀史敘事，簡單來說，就是以個體為中心，通過對特定事件、人物和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進而揭示更廣泛歷史進程的一種敘事方式。它著重對個體經歷進行深度挖掘和細膩描繪，借由個體的命運起伏、情感變化和思想轉變，來映射更廣泛的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趨勢。就像卡洛·金茨堡所說：“微觀史的前綴‘micro’并非指對象的大小，而是一種由顯微鏡所喚起的分析方法。”（見其所著的《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這種分析方法能夠讓我們將視角拉近、放大，聚焦于特定的個體和社會層面，挖掘出宏觀歷史中被忽視和隱藏的細節。

中國當代文學對這一理論的吸收，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方面，它繼承了中國傳統“以史為鑒”的倫理關懷，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觀；另一方面，它又受西方后現代主義影響，對線性歷史的確定性提出質疑，轉而關注那些“被壓抑的聲音”。例如，王安憶的《長恨歌》通過王琦瑤的個體命運，將上海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濃縮于一個女性的身體之中。在這里，小敘事與大歷史的辯證性被具象化：王琦瑤的旗袍、公寓、愛情選擇，既是私密生活的注腳，也是城市文化轉型的隱喻。作品將個體經驗與歷史進程相互嵌套，形成“一粒沙中見世界”的美學效果。

在市場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當代文學的“小敘事”轉向愈發明顯。這種本土化特征進一步促使文學更加關注個體意識。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全民經濟浪潮的沖擊，文學逐漸從社會啟蒙的高位退場，回歸日常生活場域，轉向對個體生存境遇的凝視。許多作家開始運用個人微觀史敘事來探討歷史、社會和人性。例如，池莉的《煩惱人生》，以“零度情感”書寫普通人的瑣碎生活，呼應了社會對日常真實的渴求。這種轉向與利奧塔對“大敘事”權威性的反思相互呼應。

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進行了形式實驗（如余華的碎片化敘事、格非的迷宮結構），這些實驗雖然顛覆了傳統現實主義，然而，隨著文學創作實踐的推進與讀者審美需求的變化，這種單純借鑒西方技巧的寫作方式逐漸暴露出局限性。作家們逐漸意識到，過度追求形式化可能會導致人文關懷的缺失，于是開始回歸“內容扎實性”。莫言的《檀香刑》在保留魔幻色彩的同時，深深扎根于高密東北鄉的民間文化，在對個體的關注上呈現出多維度的深刻表達，實現了形式實驗與本土傳統的有機融合。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通過民間視角重構了歷史暴力的微觀運作機制。格非的《人面桃花》以寫實的手法達到了寓言的高度，對個人命運進行了深入挖掘和細膩描繪。這些作家和作品，都在文學思潮的動態演變與自我革新過程中，以個體視角去審視歷史現場和人物的真實面貌，展現生活的日常性和真實性。

二

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中，個人微觀史寫作轉向絕非偶然現象。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史傳傳統”，為當代微觀敘事筑牢了深厚根基，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基因。《紅樓夢》以家族興衰為敘事經緯，卻通過黛玉葬花、寶釵撲蝶等日常瑣碎場景描述，揭示出封建社會的倫理危機與人性困境。這種“以小寓大”的古典敘事精髓，在阿來的《塵埃落定》中實現了富有創造性的轉化。小說以土司制度為背景，通過“傻子少爺”的獨特視角，將土司制度的崩塌與個體的荒誕命運交織，既呈現了歷史變革的必然性，也暴露出權力邏輯對個體生命的碾壓。這種轉化并非流于表面的文體模仿，而是借助現代性視角，對傳統敘事倫理展開了深度的評估與反思。

盡管個人微觀史敘事將目光緊緊鎖定在個體經歷之上，但其所蘊含的內涵與具備的意義卻極為廣泛且深遠。通過對個體命運進行深度挖掘以及細膩入微地描繪，個人微觀史敘事能夠深刻地揭示出潛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層次社會問題與人性弱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與弱點并非僅僅局限于個體范疇，實際上在整個社會層面都具有顯著的普遍性。卡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以生動筆觸勾勒出一位普通磨坊主的日常生活與思想世界，使讀者得以清晰洞察16世紀歐洲社會的信仰體系、文化風貌以及生活狀態。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則借助一起極具戲劇性的身份冒充事件，深入剖析了法律、性別與身份認同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些作品均憑借獨特新穎的視角和細膩精湛的筆觸，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個人微觀史敘事獨有的迷人魅力。同樣，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通過對一個地處偏遠的山村歷史變遷進行細致描繪，充分彰顯了微觀史研究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洞察力。這部作品不單單讓我們了解到一個山村的歷史沿革，更讓我們透過這扇“微觀之窗”，清晰地看到當時社會的信仰格局、文化特質以及權力結構，為我們理解特定歷史時期提供了一個獨特且深入的維度。

近年來，隨著個人史敘述日益活躍、各種微觀史書寫逐漸受到關注的趨勢下，許多有識之士如同黃仁宇所說的那樣“戴上了顯微鏡的目光”，聚焦于家族微觀世界，撥開宏大歷史敘事的遮蔽，還原血緣親情視野中的別樣人格人性，滿足了讀者對新穎個人史的熱切期待。無論是歷史創作還是小說領域，都有不少佳作通過獨特視角展現個人微觀史與社會的關聯。

三

近期讀到幾部小說，它們都是以個體的生命軌跡為棱鏡，折射出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復雜圖景。

韓國作家韓江的《素食者》將這種辯證性推向極致。英惠的“植物化”選擇看似是個人精神的異化，而其本質卻是對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暴力邏輯的雙重反抗。韓江將身體作為微觀史書寫的核心載體，英惠的身體從“被規訓的客體”轉變為“自我定義的主體”，她的素食選擇不僅僅是一種飲食禁忌，更是對肉食社會暴力邏輯的否定。她通過自殘、絕食等行為，將身體變成反抗的戰場。福柯在《規則與懲罰》中寫道：“權力通過毛細血管般的微觀網絡滲透日常生活。”而韓江的敘事策略恰恰揭示了一個反向的可能，個體亦能通過微觀層面的抵抗，撬動宏觀權力結構的裂隙。當英惠的姐姐抱著她沖出精神病院時，這一“渺小”的逃離雖未顛覆體制，卻以微弱的光芒刺破了集體沉默的暗夜。

李修文的長篇小說《猛虎下山》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聚焦于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背景下的下崗工人劉豐收，通過他從“人”到“虎”的異化過程，展現出個人微觀史如何成為剖析社會權力結構、歷史創傷與人性困境的重要視角。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既沒有陷入對集體苦難的過度悲情渲染，也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歷史事件的表面記錄，而是通過劉豐收的微觀史，揭示了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個體精神世界的復雜裂變。李修文以志怪敘事解構宏大歷史，以癲狂美學探尋存在的本質，既延續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精神，又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以小見大”的敘事范例。小說以個體的生存困境為切入點，對特定歷史時期進行獨特書寫，是對“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的當代回應。

如果說《猛虎下山》是對特定時代社會變革的深度剖析，那么葛亮的《靈隱》則轉向了都市個體的內心世界。相較于葛亮此前的作品如《燕食記》對歷史縱深的全景式展現，《靈隱》更顯“小而美”，它以細膩的筆觸聚焦于都市個體的精神突圍。這部小說由“父篇：浮圖”和“女篇：靈隱”兩部分相對應，又附加“番外：側拱時期的蓮花”，通過細膩的描寫，展現了南華大學教授連粵名及其女兒連思睿在歷史長河中的起伏命運。通過挖掘家族秘史，呈現出戰爭與政治運動對個體心靈造成的傷害。小說采用多視角敘事的方式，折疊出歷史的真相，比如第三代主人公對祖父日記的解讀，既是對記憶斷裂的修復，也是對歷史暴力的重新審視與詮釋。這種“跨代際對話”的敘事模式，與學者楊義提出的“文化生命還原”理論相契合，即通過重構家族記憶，激活個體被壓抑的文化基因。

最近剛剛引進出版的《戰爭，戰爭，戰爭》，作者是摩洛哥裔法國作家、龔古爾文學獎得主蕾拉·斯利瑪尼。作品以蕾拉家族三代女性的真實經歷為藍本，講述了阿爾薩斯少女瑪蒂爾德遠嫁摩洛哥后，在跨種族婚姻和戰后動蕩社會中的掙扎故事。書中細膩地描繪了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困境，如被禁錮于罩袍下的老婦人、遭受性壓抑的穆斯林少女、困于家庭勞動的女性等，展現出微觀層面的生活場景，從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側面反映出國家動蕩、種族矛盾等宏觀歷史問題，將女性的個體命運與國家獨立斗爭相聯系，呈現出她們在時代浪潮中的堅韌與掙扎。這種個人微觀史敘事，使小說突破了傳統戰爭小說的宏大敘事模式，以小見大，讓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歷史變遷中個體的真實狀態和情感世界。

四

歷史通常以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呈現，我們往往了解到的是“大事件”的發生，但真正能夠觸動當下人們心靈、穿越時間長河的，卻是歷史中“小人物”的生存痕跡和內心感受。作家馬伯庸就特別擅長從史書中常被忽視的細節入手，在歷史的縫隙中精心雕琢，講述隱藏在宏大歷史敘述背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和小事件。《長安的荔枝》中，他講述了唐朝小吏李善德想方設法、歷經艱難將鮮荔枝從嶺南運抵千里之外的長安的故事。李善德的“小”與帝國之“大”形成強烈反諷。一粒荔枝的運輸成本背后，是民力的透支與統治合法性的消解。小說的辯證性在于：歷史細節的“小”因其偶然性顯得微不足道，卻因嵌入結構性矛盾而成為時代裂變的先聲。透過這一歷史中如塵埃般細小的微觀事件，我們不僅能感受到唐朝由盛轉衰的宏大歷史背景，還能從中看到小人物身處職場的無奈以及細小事件背后的權力博弈，從而與古代的“自己”產生情感共鳴。文學的力量就在于將目光投向那些被遮蔽的幽微之處。

個人微觀史敘事通過聚焦個體的生存經驗、情感掙扎與精神裂變，使個體生命不再僅僅被簡化為時代的注腳，它以“小”見“大”，在碎片中重構人性的光譜。此外，個人微觀史敘事還能通過個體的命運起伏反映更廣泛的歷史趨勢和社會變遷。例如，在當代文壇中，許多作家通過個人微觀史敘事來探討城市化、現代化等社會現象對個體命運的影響。像徐則臣在《北上》中將個人命運融入地方史，畢飛宇在《推拿》中關注社會邊緣的盲人群體等。透過小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掙扎與奮斗，我們不僅能看到他們與大歷史的緊密聯系，還能引發對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如何堅守人性尊嚴和價值的深入思考。雙雪濤的《飛行家》、鄭執的《生吞》等作品，通過懸疑的外殼包裹個體創傷，以類型文學的形式承載嚴肅的歷史反思，抵抗著記憶的消逝。

文學敘事從“大歷史”到“小敘事”的轉變，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主體能動性的體現。微觀史敘事的意義，并非在于提供確定性的答案，而是通過呈現個體經驗的碎片化，激發讀者對歷史和人性復雜性的認知。在算法來臨的“后真相”時代，這種辯證性顯得更加珍貴，它以詩性的方式，捍衛著人性的溫度。

個人微觀史敘事始終面向過去，在廢墟中打撈被遺忘的碎片。這些碎片或許渺小，卻因承載著個體的呼吸與淚水，最終拼貼出歷史的完整面容。而文學，正是通過這種“小”與“大”的永恒對話，完成對遺忘的抵抗與對真實的逼近。

（作者系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