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京春季書市又開幕了。書市是北京的文化傳統，是古城豐厚文化積淀的體現，北京的書市歷史悠久，規模較大，大多由專業人才經營，對傳播和普及文化有特殊貢獻。

在明清時期，沒有“圖書大廈”，缺少大書店，廟會及大大小小的書鋪就成了書市的主要載體，在這些地方還產生了不少與書、購書人、藏書人、賣書人有關的軼聞趣事，至今令人回味不已。

報國寺書市多名家

書市、書肆，自古有之，惟北京最盛，老北京的書肆之多為中華之冠。書市使老北京的文化市場洋溢著芬芳的書香。

在琉璃廠、隆福寺的書市未興起前，老北京的書市當屬廣安門內的報國寺了。報國寺始建于遼，明初塌毀。明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并改名為慈仁寺，但俗稱仍叫報國寺。到了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重修，改稱大報國慈仁寺。明末清初，“報國寺書市，游人尤盛，向為居宣南之學人觴詠之地。”《北京伽藍記》對報國寺的書市有所記述：“報國寺最著名的是書市，比琉璃廠書市還早許多年，在明末清初就已聞名遐邇。”

清朝定都北京后，實行滿漢分城而治，南城，尤其宣南一帶成為漢族官員、文人和科舉舉子們聚居之地。京城大多會館都云集于宣南，報國寺以南會館更多。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唯一樂趣就是逛書市，況且書市上有許多他們適用的圖書。據說，書市上甚至于有人偷偷買賣考試試題或考試作弊指南一類的書。因此報國寺的書市盛況空前，殿前廊下，書攤相連；寺周街巷，書鋪林立。尤其在報國寺廟會時，更是熱鬧非凡。有些文人在書市上偶遇好書，當時沒買，再去時已被他人買去，“歸來惆悵不可釋，病臥旬日始去已”。也有人在此買書后“啜敬展讀，怡然忌饑”，逛書市時不少文人“即傾囊買之”，成為佳話。

報國寺的書市，更是文人學士聚會之地。明末清初的大詩人王士禎（王漁洋）喜歡購書，當時“四方蒞京登門求教者去其家不得見時，到報國寺書市上就可能遇上”。報國寺成為文人雅集之地，他們或以書為媒，籠絡感情；或互通有無，交換學識。著名的文人如孔尚任（《桃花扇》作者）及翁方綱、宋犖等都有和報國寺相關的詩詞吟詠。

孔尚任曾有詩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尋。”說的是他在報國寺里尋到友人王士禎的軼聞。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寫過《昌平山水記》等著作，在當年為著書立說，他天天徜徉于報國寺書市，后來索性住在廟旁。在道光二十三年，何紹基、張穆等學者集資，將顧炎武的故居建為“顧林亭祠”，祠堂與報國寺相通，逛書市的人都會去祠堂內瞻仰，懷念這位倡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者。當年報國寺書市，還是朝鮮、日本學人光顧的地方，他們在此買書后帶回自己的國家，開化本民族的文化。

報國寺的書市幾經興廢，王士禎在《香祖筆記》中稱明末清初的報國寺“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云集，慈仁寺（報國寺）書攤只五六，往時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到了清末，因科舉考試停止，報國寺書市式微，漸漸退出了北京書市之列，逐步被琉璃廠、隆福寺的書市所取代。近年來報國寺書市再度興起，每逢周末，這里書聲瑯瑯，讀者云集，成為“舊書新知·讀書報國”的場地，也是人們消閑的好去處了。

清末隆福寺書肆漸多

隆福寺書市與琉璃廠書市齊名，據《北京傳統文化便覽》載，隆福寺是“明末至民國時期北京著名書肆集中地”，在全盛時期，隆福寺街上有大小書肆近30家，在隆福寺廟會上擺攤設點的更多。隆福寺和琉璃廠的書市一樣，以書肆店鋪為主，與報國寺的書攤還是有區別。至少不存在“雨來散”的現象，所經營的圖書也比散攤上檔次要高些。

雷夢水是書鋪中成長出來的圖書專家，他在《書林瑣記》中，對隆福寺20余書肆做了介紹，使人們對隆福寺書市有了深刻的了解。

隆福寺的書肆主要有東雅堂、修文堂、修綆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閣、鴻文閣、稽古堂、三友堂、三槐堂、聚珍堂、信義書局、天祿閣、帶經堂等。每家書肆都有關于書與人的軼聞趣事。如東雅堂曾收到宋代洪邁所著《容齋五筆》一部，鴻文閣曾收到《圓明園圖》20幅，對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景觀有極大的作用。帶經堂書店從福建購得明尤歷刻本《水明樓集》一部，計十四卷，為明代學者陳薦夫撰，后被藏書家、學者、前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先生購去。鄭振鐸買到手后十分興奮，曾對人說：“隆福寺帶經堂從福建購得好書不少，此陳薦夫《水明樓集》與曾異撰《紡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為予所得，自托書運不淺也。”

隆福寺的書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發展起來的，它起源于當時的廟會。乾隆時期大學士李文藻曾說：“內城隆福寺街，遇會期有賣書者。”但是當時“散佚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到了清末，隆福寺的書肆漸多，出現了“每暮必載書滿車回寓”的局面，且一直維持了百余年。

民國之時，在離隆福寺只有咫尺之遙的沙灘、馬神廟、景山東街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學、中法大學等高等學府，大批學者、教授、學子到隆福寺購書，使得隆福寺書市進入了黃金時期。一些學者還與書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系，相互交流圖書版本知識，使書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在北大任教的胡適先生曾對學生說：“這兒距隆福寺很近，你們應該常去跑跑，那里書店的老掌柜懂的并不見得比大學生少呢！”

隆福寺的書肆除賣書、收書外，還刻書。許多書肆既是刻書作坊，又是發行單位。舊日東城居有不少達官貴人，書肆利用此有利條件從這些家庭購得古書。文奎堂曾收購了《太平御覽》《燕京歲時記》《都市叢談》等，并再版印制，既保護了古籍，弘揚了文化，又賺了錢。因隆福寺是藏傳佛教大廟，隆福寺的書肆還刻印了不少蒙文、藏文的佛經和其他書籍。

1958年，隆福寺的13家書肆先后公私合營，并入中國書店，并在隆福寺街設了三個門市部。由于歷史原因，這些書店不復存在，但是有一家一直營業到2009年。書市的缺失，使隆福寺街的文化色彩漸漸淡去，但書市的往事，至今令人難忘。

琉璃廠書市規模最大

琉璃廠是馳名中外的文化街，以售賣古玩、名人書畫和圖書稱著，大多數逛琉璃廠的人感興趣的是古玩、工藝美術和畫作，而忽略了琉璃廠的書市。琉璃廠的書市，在清乾隆朝后方盛，琉璃廠早年規模最大的書店，首推老二酉堂書店，起自明代，清末歇業。在民國之時，琉璃廠有名有姓的古舊書店有36家，如果將每年廠甸廟會賣書的書攤算上，琉璃廠書市規模之大，居京城之冠。

琉璃廠書市素以經營海內孤本、善本古書為正宗，它與隆福寺書市一樣，有些書肆有刻書、印書業務，各家均派專人到外地搜羅善本，運回北京出手。而且每年春秋各去一次。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奉乾隆皇帝之命，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圖書，其中有相當多的被清廷認為對統治愚民不利和講真話實情的圖書被銷毀，編入《四庫全書》內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有些圖書雖未入《四庫全書》又沒有銷毀，就被保留下來成了琉璃廠的貨源。琉璃廠書市有了如此豐富的寶藏，書肆也就興旺發達了。

“琉璃廠地既幽靜，又有書肆可供瀏覽，故寄居于此者，不乏好學之士。”清代學者李文藻寫有《琉璃廠書肆記》，繆荃孫寫有《琉璃廠書肆后記》，使人們對琉璃廠的歷史沿革、變遷和狀況，有了充分的了解。琉璃廠大書商孫殿起又寫了《琉璃廠書肆三記》，近人雷夢水又寫了《琉璃廠書肆四記》，后來孫殿起又編了《琉璃廠小志》。多年前學者、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寫了《琉璃廠史話》，主要內容也是琉璃廠的書市。近代學者周肇祥的《琉璃廠雜記》，對琉璃廠的書肆也有記敘。這些著作對于了解琉璃廠書市，大有益處。

在上述三大書市之外，老北京的書市還有“后起之秀”，即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的書市。《北京經濟史資料》稱：“東安市場的書市集中在丹桂市場及暢觀樓內。”書市上有十幾家書攤，“各書肆書攤的‘性格’頗不一致。有專售木版老書的，間有精槧善本”，“有專售西文舊書的”，有些書攤專賣教科書，有的專賣新舊雜志。東安市場書市內“書攤所售多為新書，或舊的新版雜志。其中以雜志、新出版的小說，學生用書，碑帖，一般用的新版書為最多，西文日文的舊雜志也很多。”西單商場書市內書攤有十余家，主要以教科書、參考書、小說、消閑的讀物為主。

此外，在清末民初之際，前門打磨廠胡同內有許多書肆賣書，也是一個很有名的書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