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草原騎手”作為《草原》雜志的品牌欄目，至今，已經走過了十二年。十二年中，海勒根那、拖雷、娜仁高娃、阿尼蘇、陳薩日娜、渡瀾、劉惠春、謝春卉、蘇熱、阿塔爾、曉角、田逸凡等許多本土作家從這里出發，嶄露頭角，羽翼漸豐。2025年，為持續強化“草原騎手”的品牌影響，《草原》雜志將于全年交替推出“草原騎手·00后”和“草原騎手·多文體”欄目，充分激發本土青年作家的創作潛能，深入發掘更多文學新銳，繼續對本土青年作家的培育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草原騎手”作為一個文學群體，將繼續集中呈現內蒙古青年作家文學創作的審美趨向和地域特色，建構起獨具魅力的文學景觀。讀者也可以通過他們作品中兼顧的個人經驗和時代話語，感受青年一代對人生、價值、世界的構建與思索。

老船布魯維斯號

/ 娜仁高娃

所以，真的會有人，一個人去看老船布魯維斯號嗎？

周末在家刷手機時刷到了布魯維斯號的畫面，它擱淺在威海榮成海域滿是礁石的地方，距海岸只有幾百米遠。一個穿風衣的長發女人背對著鏡頭，面向深藍色的海站著，更準確地講是面向布魯維斯號。女人的身后，也就是畫面最近的位置有把折疊椅，一張小桌，桌上有酒和鮮花，以及一盞亮著的馬燈。畫面下角配著那句話。

大概是在去年秋天，在微信里看到過布魯維斯號的圖片，也大致知道它是一艘1998年初次下水，在海上航行了近二十五年，用網友們的話來講是“一艘在北緯37°盡頭遇見的老船”。

也許是畫面很唯美，抑或是這艘老船本身傳遞著某種孤獨與寧靜，守著屬于它的震撼與悲壯，我竟然有種立刻驅車前往的沖動。然而，當我查看導航后發現它與小鎮相隔三千里，足足需要十六個小時不間斷的車程，往返差不多七千里，而且還是在天寒地凍的冬季，且馬上就是臘月了。想了想，還是算了吧，等到明年天回暖了再說。繼續刷屏，錄入“布魯維斯”，截屏一張在晚霞的浸染中變成橘黃色的布魯維斯號圖片，在圖片下端加上一句：“真的會有人，一個人去看老船布魯維斯號嗎？”然后用便捷打印機打出來。

為什么要去看一艘被廢棄的老船呢？

是去看它喧囂之后的孤寂，還是去看它荒廢之后的喧嘩？去看它逃離漂泊，選一片寧靜港灣度余年的模樣？還是要去看它銹跡斑駁的龐大身軀在海浪中微微顫栗的模樣？無論是何種緣由，喧囂也罷，孤寂也罷，對于一艘擱淺在海灘上的老船本身來講毫無意義。這一切只不過是人們附加于它的寓意，是人們對時光的想象，也是時光在人們眼里的具象化。

如果沒有被擱淺呢？

記得在我十四五歲時，有一年寒假，我住在沙窩的老家。有一天，在我家小桌上忽然出現了一封已經被開了口的信。其實不是有人故意拆開了封口，而是信封的邊被磨破了。那天，我讀了那封信，也很仔細地看了里面的三張照片，三張都是同一個女孩的，其中一張是女孩坐在海邊椅子上拍的。她穿著裙子，戴著很大的遮陽帽。信很長，足足有四頁，有好多在當時的我眼里算是“很臉紅”的句子。信的郵寄地址為大連，信的落款為十月初，也就是說，這封來自距沙窩地三千余里之遠的一封情書，從頭一年秋末開始了它的旅程。它首先是被裝在印有“郵局”二字的編織袋丟到某趟列車上，告別大連，一路向西，抵達內蒙古的呼和浩特。然后，在那里被裝到另一個編織袋或者帆布袋子里，裝入車廂前往東勝，在東勝再次裝到另外一個袋子里，塞入前往位于黃河幾字彎腹地的錫尼鎮的班車貨倉里。到了錫尼鎮某個郵局，與其他七八封信捆扎到一起，并在這里擱淺了一段時間后，再次被丟進一條寬大的帆布袋子里或者褡褳里，放到班車車頂的行李架上。在冬季寒風中，它沿著滿是碎石和結冰的河床，一路搖晃，前行百余里地之后抵達我讀過小學的小村莊（公社）。然后呢，在小村郵局的某個小盒子里躺啊躺，躺了半月二十天后，突然有一天被踹進某個人的懷里，前往我的家鄉沙窩地，因為女孩的戀人就是我們沙窩地的小伙子，我哥哥的同學。再后來，哥哥的同學結婚了，新娘居然是我的一個親戚。至于那封信，我從未向誰提起過，但是它那被揉皺的模樣卻始終留在我的記憶里。四個月的奔波中，它早已被開膛剖腹。這一點，多么像這艘銹跡斑駁的巨輪。

說到寫信，差不多有小二十五年的時間里，我沒有給誰寫過信。當然，我也沒有收到過誰的信。對于多數人來講，手寫書信的時代結束于二十世紀末。那時，我在人口不足二十萬的小城讀書，學校的收發室就在教學樓入口處，其一側墻上掛著綴有很多方形布兜的布簾，布兜上印著班級號碼。每到課間，總有人咚咚地跑下樓，又咚咚地回來，“砰”地撞開門，高舉著手，大喊：誰誰，有你的信，從XX地來的。有人去了，接過信憤憤地嘟噥一句：“郵票又不見了！”隨后當場拆信。不用懷疑那是一封家書。喂喂，誰誰，你的信，你不要你的信啦？被喊名字的過去了，持信的卻耍賴，舉著信繞桌椅躲閃。有人拍桌大笑，我們也跟著拍桌大笑。窘得索討的那位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準會露出苦凄凄的神色，像是要號哭。偏巧，這時鈴聲會響起來，老師的腳步聲無縫地銜接鈴聲，鈴聲剛落，老師便站在講臺上了。老師滔滔不絕，除了那八九位學霸，其余人都云里來霧里去。忽而，有人低聲噗嗤一笑，我們則縮著脖子怯怯地望過去，只見那人手持著信，斜著身扇風，滿目的得意，而信的“主人”卻用書本擋著臉拭淚。當然，拭淚的多數是女孩。好不容易熬到下課了，女孩剛要沖著那持信人撒一腔火，那人卻把信丟到女孩桌上，詭異地一笑，轉身，吹起口哨走了。

后來才明白，那個持信的男孩其實特別喜歡女孩。

女孩呢，收了信也不會立刻拆封，而是藏著掖著回宿舍，躲進蚊帳里。見女孩遲遲不肯從蚊帳里出來，我們幾個人便猛地掀去帳簾哦哦叫。女孩喊著滾滾滾，一雙婆娑眼里卻盡顯萬重山水。

一封情書，居然能如此的“浩蕩”，無非是心底的思念太過濃郁而甜蜜，還有一點點的苦澀。彼人在，卻不在我的空間里，看不到，聽不見，摸不著，觸不得。手里能攥緊的唯有幾張薄紙。而那幾張薄紙卻暗藏語調、語氣、語速，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都發出聲響，或輕柔或粗暴，或急促或舒緩，使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在女孩心里活起來。心里有思念的人——這種感覺一定很美。如果不美，她也不會在被窩里借著小臺燈寫出滿紙密匝匝的思念之語，然后秉燭達旦——清晨原來如此的漫長。

那時，幫男同學寫情書也是一件不錯的差事。男同學告訴我大致意思，我負責占主要內容的甜言蜜語。所謂的酬謝是周末借我自行車。這類的信寫過三五封，當然，這事絕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至于字體啊，某個細節的穿幫之類的則無須擔心，反正不是寫給我們班女同學的。寫著寫著，有一天我自己也偷偷地寫了一封，找本厚書夾著，隔幾日重讀，讀著讀著莫名地懊惱，于是撕成碎片，丟在風里。

后來，臨近畢業時，我發現學校收發室墻上的布兜日漸消瘦，信件越來越少，課間時分也不見有人拿著一疊信箋大呼：喂，誰誰，有你的信。

一九九八年夏季，我在小鎮參加了工作。工資不高，攢了三五個月，買了臺摩托羅拉傳呼機。記得剛剛戴上傳呼機的感覺很奇妙。比如，有時候當你剛落座吃飯，腰間猛地一串嘀嘀嘀，你低頭一瞅，赫然瞅見一行滾動的字：請速回電話。于是，你便立刻丟下碗筷，跑向小賣部、電話亭，或者IC卡亭。再比如，在某個夜晚，等你閉燈準備入睡時，黑暗中一陣嘀嘀嘀脆響，你又不得不披衣趿鞋走到街上。

我對“請你速回電話”中的“速”字有種天生的惶恐感，它自帶一種令人不可遲疑的緊迫感與壓抑感。我想，面對一個“速”字，大抵不會有人慢騰騰地找來筆和紙，慢騰騰地“吾友，近來如何”地寫起信來，也更不可能泡壺茶，鋪宣紙，潤筆、蘸墨、掭筆，微蹙眉宇，緩緩地來個“見字如晤”。

速，疾也。“疾”含有“矢”，“矢”離弦飛去了，沒有誰能讓箭飛一會兒。“疾”也像人腋下中箭，隱隱作痛。總之，一句“請你速回電話”之后，你再不能靜下心來。心不得靜，整個人用蒙古族諺語來形容就是“衣襟下灌了風”，足跟不落地，接不住地氣。放眼望去，天地間一切依然，但是節奏卻變了，變得愈來愈快。

所謂的“快節奏”便是高效率。

當我們剛剛明白腰間的“嘀嘀嘀”是怎么回事，剛剛明白不用寫信、不用見面也可以讓對方讀到“我想你”“我喜歡你”時，有人已經坐在軟椅上，隔著屏幕與某個人面對面地聊天了。這便是悄然而至的QQ時代，一聲咳嗽，一連串清脆的吱吱吱，不用說，屏幕那邊某人如約而至。如果隔空而坐的是對戀人，曾經的紙短情長、言為心聲，此刻已成一句句短語，一個個符號、表情包，彼此眼里的萬重山水幾乎要溢出屏幕。當然，除了隔著屏幕談戀愛，我們在QQ里還會寫日志、發圖片、交朋友、建群聊天、玩游戲等等。我們沉浸在看不見卻能感覺到的虛擬世界里，找到了僅屬于我們的角落。這樣的日子延續了十余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微信出現，流行網上購物，隨后便是自媒體的雨后竹筍，抖音的一夜爆紅，以及如今的AI。

那么，還是那一句：為什么要去看一艘被廢棄的老船呢？

就像我，借助智能手機隔著屏幕可以看它，聽一聽海鷗的鳴叫，海風的呼嘯，不也挺好的嗎？這效率多高啊，而且效果或許比親自去看還要好。然而，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非要長途跋涉親自去看一艘被廢棄的貨輪？是不是因為它的擱淺，預示著我們在時光中的遇見，而一切的遇見終究都是遇見自己。也許，我們任何人的過往都是一艘銹跡斑駁的布魯維斯號，只是等到潮起又潮落后，碧空萬里，我們沒有忘記上岸。

作者簡介

娜仁高娃，蒙古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榮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第十二屆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多篇中短篇小說入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度榜、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