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山大學慶祝百年校慶，我也進入“90后”的高齡了。我這一輩子，從17歲起，就在中大學習、工作和生活。康樂園翠綠的草坪、蒼勁的榕樹，見證了我在這里從學到教的人生。

我出生在廣州市西關，祖父從商，在廣州有一些房產。曾外祖父梁普照曾是赴美留學的幼童。外祖父梁啟英是詹天佑的學生，任粵漢鐵路建筑工程師，抗戰期間，他曾領導搶修被日機炸毀鐵路和機場的工作。舅父梁贊勛青年時期參加革命，是新中國的航空工程專家。祖父一直要我以舅父為榜樣，按理我應多少有些理工科的遺傳基因，但是，我的父親上世紀30年代畢業于國立中山大學（現中山大學）中文系，這便直接影響我走上學習文科的道路。

抗戰期間，我家的房產被日機炸毀，有的親友被日軍殺害，我們到澳門避難，生路無著，流離失所。不久，任中學語文教師的父親染上霍亂，缺醫少藥，兩天即告病逝。早在我的幼年時代，心中就埋下了愛國愛家、渴望祖國強大的思想種子。

父親去世后，遺下了幾個書架的線裝書，包括全套《十三經注疏》、《杜詩鏡銓》和一些詩集詞集，以及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及《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書籍。《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成語考》之類，上小學時，祖父便要我背誦，還要我熟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岳陽樓記》豪雄瑰麗的文字，讓我對古代文學產生了興趣，特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深深鐫刻在我的腦子里，也希望自己長大后能成為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人才。

抗戰勝利后，我在廣州南海中學就讀，這所中學以培養文科學生著稱。1949年廣州解放，我寫了一篇名為《重逢》的小說，寫親戚的女兒抗戰期間與家人失散，后在人民政府協助下一家團聚的故事。我向廣州日報投稿，被采用刊登。這一來，我的學文學當作家的興趣大增，更重要的是，我對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有了全新的認識。

1952年，我考進了中山大學中文系。課余時間，都在圖書館度過，閱讀專業書籍，也亂翻讀書架上的理科雜志。那時，羅克汀教授給我們講授唯物辯證法，讓我深知中文系學生既要具有形象思維，也要具有邏輯思維。中大中文系的課程安排既注意專業教育，也注意通識教育，到了大四，還必修邏輯學和教育學，要到中學里進行3個月的教學實習。畢業后，我留校任教。

我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第一批學者。在中大，我經歷過風風雨雨，和學生一道下鄉下廠，學農學工。和工農大眾接觸，對了解國情民情很有幫助，也由此更加渴望祖國富強和人民幸福。

老實說，我在康樂園里當教師，夙夜匪懈，很平凡。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從老一輩老師的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師德、師風，知道要努力完成作為人民教師的職責。

記得大一時，詹安泰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我也經常到他府上請教。詹老師是著名的詞學專家，知道我喜歡唐宋詞，便經常拿出他自己的作品，逐字逐句告訴我他是如何遣詞命意，實際上是手把手教我學習有關詞的創作方法。有一次，他和我討論韋莊的《菩薩蠻》，我大膽地提出和他不同的想法。詹老師想了想，欣然認可，并且贊許我“初生之犢不畏虎”，能獨立思考。詹老師的胸襟和做法，讓我深受教育。后來我在指導研究生時，要求學生對待學術問題要敢于“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要敢于和老師有不同的意見。這實在是從詹老師對我的培養中受到的啟發。

詹老師是潮汕人，他常請我喝“工夫茶”。起初，我仰脖一飲而盡。他笑對我說，飲“工夫茶”，應細細品啜。斟茶時，要把開水從高往下注入，又要均勻地向幾個小杯點滴余瀝。他告訴我：做學問也應如此，應仔細斟酌，又要高屋建瓴，要點滴不漏地搜集資料。這形象的教導，讓我終生難忘。

在詹老師的影響下，我立志研究詩詞。在大三時，我不知高低地把《陶潛作品的人民性特征》的論文投給《文學遺產》，竟然被錄用刊載。按照我的興趣，應該對詩詞研究作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一次胡鬧的行為，竟讓我轉變了學習的方向。在第三學年，著名戲劇家董每戡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戲劇史”。他授課精彩絕倫，但姿態特別，總是半彎著腰，大擺著手，在講臺上擦一擦鼻下的胡子，才開始講課。有一天，董老師遲到了。我頑皮成性，靈機一動，跑到課室門口張望，見走廊上沒有人影，便回轉身來，學著董老師走路的姿態，走上教壇。同學們大笑，我正在得意，回頭一望，才發現董老師站在課室門口。我尷尬得很，趕緊溜回座位，也知道犯了錯誤，忐忑難安。下課后，董老師叫我留下來，我更加緊張，心中暗說“我死也！”誰知他對我說：“我看你模仿力很好，不如跟我學習戲曲史吧！”我趕緊點頭，既尷尬，又感動。想不到老師胸懷如此廣闊，他不僅原諒青年的調皮，還從中看到學生在某些方面的可塑性，因材施教。從此，他給我開列許多研究戲曲的書目，輔導我研究有關《桃花扇》的畢業論文。我畢業后留校工作，從事元明清文學史的教研工作。董老師讓我到廣州的劇團實習，要求我參加編導工作，要把舞臺表演和文學劇本結合起來學習，才能對古代戲曲有所理解。

后來，董老師離開中大，轉由王季思教授指導我的學習。王老師也是研究戲曲的專家。那時，他承擔組織編寫《中國古代戲曲選》教材的任務。王老師知道我好動，說我屁股尖，坐不住，便刻意選取版本較多、校注繁難的劇目給我承擔，意在磨練我的耐性，要我認真學會爬梳文獻。前后三年，我完成了任務，初步掌握古籍整理的知識，也真磨平了我的屁股，讓我養成“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習慣。

凡此種種，讓我在求學和擔任教師階段，便從老師身上，懂得怎樣當好學生、怎樣當好人民教師。

王老師逝世后，由我主持中大戲曲團隊的學習和工作。我們繼承和發揚王老師提倡的團隊精神，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中，敢于啃硬骨頭，突破重圍。2009年，我和康保成教授共同主編出版了《中國古代戲劇形態研究》，全書約90萬字。2010年，我作為首席專家，和黃仕忠教授一起，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明戲曲》，全書約計5000萬字，在2017年批準結項。其中《全明雜劇》部分約600萬字，準備出版。這些“傳幫帶”的項目，都是師生團結友愛、互相支持的成果。

同時，我還感悟到，做學問不必拘泥一格，要敢于打通思路，提出新的見解。我還出版了約有50萬字的《周易辨原》。朋友們說我是“破門而出”。其實，我只是把研究傳統文化的門，開大了一些而已。同時，作為嶺南人，我還寫了一些有關嶺南文化的書，這也和我想要打通專業的研究并行不悖。

在中大任教期間，我意識到自己在中學時期，理科成績不佳，影響了邏輯思維的能力，便著意多向理科老師求教。像和同輩的數學系林偉、吳茲潛教授，常常討論數學對“美”的理解；還和生物系的江靜波老教授，成為忘年之交。特別是和物理學家李華鐘教授，過從甚密。記得有一次，向李教授請教物理學中有關“場”的問題，經過一夜的討論，讓我在文學研究中理解“意境”的涵義，豁然開朗。后來的《詩詞創作發凡》一書，我用了長達5萬字的篇幅，討論詩詞“意境”的問題，這正是受到了物理學中引力波和“場”理論的啟發。

作為高校教師，首要的任務，是在黨的教育方針指引下，把學生培養成德才兼備的人才。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發現中學考試過于頻繁、學生疲于奔命，一旦考上大學，普遍會放松學習，這勢必影響以后的進步。以中文系的學生而論，畢業后，多數會到報刊或各種機構任職，這都離不開文字工作。因此，必須過好寫作關。在我擔任中大中文系主任期間，從1986年開始，規定大一的學生在一年內繳交100篇作文，每篇字數在1000字以上，必須是記敘文和議論文，還規定每一位教師負責指導兩三名學生的寫作。起初，學生們叫苦連天，其后發覺受益匪淺，這段寫作經歷成為校友們美好深情的回憶。“中大中文系學生能寫”，也成了許多用人單位的共識。

其實，“一百篇”的意義，不僅是寫作訓練，更能提高學生思想修養。學生們寫完家庭和中學師友等熟悉的題材以后，勢必會觀察和關心社會的問題。這一來，指導老師便可從中了解學生對現實的情感和思想狀態。這是老師教書育人、做好思想工作，讓師生之間更加團結友愛的有效方法。

我在中山大學從事教育工作長達近70年，出版過《黃天驥文集》十五卷，退休以后，也還能堅持科研工作，2023年出版了《唐詩三百年》，《宋詞三百年》亦將面世。我只希望能成為一座橋梁，以期幫助后一輩熱心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學者走向更高的階梯。

中山大學“中文堂”落成之際，我寫了一副對聯：“領百粵風騷開一園桃李，攬九天星斗寫千古文章”。由衷期望學術之花盛開在嶺南和祖國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