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油翁》的故事，被選入初中語文教材七年級下冊，歐陽修筆下“我亦無他，惟手熟爾”的領(lǐng)悟，被后世津津樂道。其實，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陳堯咨，絕非陪襯，歷史上確有其人；此外，歐陽修所寫“賣油翁”故事出自《歸田錄》，這本小書的創(chuàng)作，也滲透著歐公“隱秘”的想法，值得一探究竟。

狀元郎豈止射術(shù)

《賣油翁》以陳堯咨的射術(shù)開篇，被夸贊為“當(dāng)世無雙”。《宋史》記載：“堯咨于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jié)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fā)貫其中。”射術(shù)能在正史之中留下一筆，自然可證其高超。更有意思的是，貫穿銅錢的不是徐徐流入的油，而是陳堯咨射出的箭。關(guān)于他的射術(shù)，還有另外一則故事：

陳堯咨善射，百發(fā)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曰“小由基”。及守荊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荊南當(dāng)要沖，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wù)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邪？”

陳母認為，射箭只是一門技藝，不應(yīng)是身為地方長官的陳堯咨優(yōu)先投入精力的事情，因此加以斥責(zé)。顯然，陳堯咨的射術(shù)深孚眾望；陳母的深明大義，也令人嘆服。

歷史上，陳堯咨有兩位兄長，分別是大哥陳堯叟、二哥陳堯佐，兄弟三人有一位嚴母馮氏。《宋史》記載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她教子有方，宴會之上，堯叟兄弟三人，都是站立侍奉雙親，而兄弟三人在朝堂之上，都曾擔(dān)任要職，足可見其家風(fēng)。

元代關(guān)漢卿曾創(chuàng)作劇目《狀元堂陳母教子》，以陳家兄弟為原型。其劇情梗概是陳母教育三個兒子考狀元，并提前造好狀元堂，以資鼓勵。長子陳良資、次子陳良叟前后高中，母親甚為滿意。后來，三子陳良佐只考中探花，被母親奚落，甚至在壽宴上不允許其祝酒，陳良佐知恥后勇，再次苦讀考中狀元。

以北宋時代來看，考中進士便可步入仕途，雖然名次愈高愈好，但前三名的差異沒有很大，這里更多是陳母的“執(zhí)念”，也可以說是民間對于名次的一種“樸素”認知。

實際上，陳氏兄弟三人皆為進士，已經(jīng)是光耀門楣，陳堯叟、陳堯咨還是貨真價實的狀元，兄弟倆分別在端拱二年（989）和咸平三年（1000）高中，有宋一代，堪稱佳話，而陳堯佐并非狀元，這一點與關(guān)漢卿劇目有所差異。

無論進士或狀元，都只是陳氏兄弟的起點，三人在仕途中各有亮點，《宋史》評價：

堯佐相業(yè)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

相比之下，陳堯咨未被提及，只能說是兩位兄長過于出色。其實，陳堯咨的仕途，絕對超過北宋士大夫的平均線。整個仕途算不上非常順?biāo)欤梢哉f有所作為。

青年時期，陳堯咨先后擔(dān)任過秘書省著作郎、知制誥等官，又曾在光州、荊南、河南府、鄧州等地任職。他做考官時，曾因劉幾道試卷標(biāo)記以求照應(yīng)被貶謫。輾轉(zhuǎn)過后，“帝特遷之”，又將其調(diào)進中央，先后任龍圖閣直學(xué)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在長安執(zhí)政期間，他大力打擊豪侈之族，鐵面無私，不過這種猛烈的方式，引起異議，皇帝又將其調(diào)離。對于仕途起落，年輕的陳堯咨頗有感喟。《宋史》記載：

堯咨性剛戾，數(shù)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zé)，乃惶恐稱謝。

后來，陳堯咨以尚書工部侍郎權(quán)知開封府，又被派往天雄軍，即便多有不愿，陳堯咨還是力所能及，修繕軍械。他還任職于安國軍、武信軍等。

陳堯咨作為家中三子，愛好武藝，性格上較為剛猛直率，與兩位哥哥有所差異。《賣油翁》原文中，陳堯咨曾質(zhì)疑地問道：“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包括“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都比較符合他的真實性格。

歐陽修與陳堯咨并無交往，陳堯咨去世時，歐陽修僅28歲。那么，歐陽修為何要塑造這樣一個生動的人物形象呢？這就要從《賣油翁》故事的出處《歸田錄》說起。

外任歸田一老翁

《歸田錄》寫于治平四年（1067），此時歐陽修61歲。在古代士大夫語境中，“歸田”意味著歸隱榮退，或至少是退居二線。

歐陽修的一生中，貶謫外任時間很長——尤其是“慶歷新政”后，他先后在滁州、揚州、潁州任職，在外十二年。歐陽修最終在至和元年（1054）回歸朝廷，開始主持編纂《新唐書》。至嘉祐五年（1060）歐陽修任樞密副使，次年再任參知政事。籠統(tǒng)而言，宋朝沒有唯一的“宰相”，而是“宰執(zhí)班子”，參知政事、樞密使皆是核心成員，也就是說，歐陽修仕途至此，已經(jīng)達到“頂峰”。

那么，歐陽修又為什么再遭貶謫而“歸田”呢？一切要從英宗朝“濮議”之爭說起。

仁宗臨終無子嗣，立濮王趙允讓的十三子趙曙為嗣，承繼大統(tǒng)，也就是后來的英宗。英宗早逝，其執(zhí)政時間不滿四年，任內(nèi)卻爆發(fā)了長達一年半的“濮議”之爭。這場爭論的主題，也許在今天的人看來“匪夷所思”，更難以理解為何會撕裂朝堂。

英宗想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皇考”（考即父親），此舉得到歐陽修、韓琦等大臣的贊同；而以司馬光為首的臺諫官，卻認為應(yīng)稱呼濮王為“皇伯”。這本來只是單純的禮儀問題，但卻演變?yōu)槌ⅰ斑x邊站”的政治博弈。

在這場爭論中，“濮議”異化為權(quán)力與意氣之爭。歐陽修此時的選擇，實際上是對英宗執(zhí)政的支持。當(dāng)然，由于英宗的意志和太后的支持，事件最終以選擇“皇考派”勝利而告終。但隨斗爭而來的攻訐，不久便爆發(fā)出來。

治平年間，歐陽修曾提拔蔣之奇為監(jiān)察御史，“濮議”之爭后，輿論同情失敗一方的臺諫官，蔣之奇因受過歐陽修提拔，自然在諫官中處境艱難。于是，蔣之奇借彭思永的謠言，彈劾歐陽修，以表明自與歐陽修劃清界限。無疑，蔣之奇的舉動，是徹頭徹尾地?zé)o視恩情，甚至顛倒黑白的“小人”行為。

彈劾歐陽修的事由，也十分荒誕。薛宗孺系歐陽修夫人堂弟，因貪贓枉法受審，歐陽修沒有利用職權(quán)保他，因此他丟失官職，懷恨在心。于是，薛宗孺散播謠言說歐陽修與兒媳吳氏有不正當(dāng)關(guān)系。后來謠言先后經(jīng)由劉瑾、彭思永傳遞，最終成為蔣之奇的“武器”。

彈劾發(fā)生后，歐陽修為證清白，請求罷免自己參知政事之職，直到朝廷有明確結(jié)論之前，他都閉門不出，接受審查。此時即位不久的神宗，清楚地知道這個彈劾實屬無稽之談，特下旨提道：“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

當(dāng)然，神宗也曾對后來的參知政事吳奎說：“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也就是說，神宗其實對敢于攻擊批評大臣的行為，較為贊同。按當(dāng)代學(xué)者趙冬梅的觀點，這無疑是神宗“清除濮議的負面影響，必然要整肅高層”的內(nèi)心寫照。

朝堂爭斗令歐陽修倍感心灰意冷，加之神宗掌權(quán)后透露的政策轉(zhuǎn)向，都讓歐陽修決定退居二線。于是，他在這種心境下，自請外任并創(chuàng)作了《歸田錄》。在該書的序言中，不難看出歐陽修對之前朝廷斗爭的看法，他說道：

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fā)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賴天子仁圣，惻然哀憐，脫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余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huán)，效蛇雀之報。

在他的言辭中，我們至少能讀到兩個信息，其一，自己遭到攻擊但清者自清；其二，有賴于皇帝的恩賞，得以“歸田”。在序言的最后，他不無動情地說：“凡子之責(zé)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此時的歐陽修，業(yè)已抱定決心，遠離朝堂。

稗官野史具寄托

歐陽修寫《歸田錄》，當(dāng)然有隱退之姿，可是，在他記錄的歷史掌故中，又或顯或隱地兼具了政治寄托，這恐怕是歐陽修一生為官不能忘情之處。

從內(nèi)容上看，《歸田錄》記載的是“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歐陽修本來就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xué)家，創(chuàng)作此類作品，應(yīng)當(dāng)說得心應(yīng)手。

據(jù)朱弁《曲洧舊聞》記載，這本書剛剛完成初稿，神宗看到序言，就派人去潁州，想取來全書閱讀。但歐陽修畢竟是經(jīng)驗豐富的政治家，考慮到有些事件不宜宣揚，于是刪改編訂了所謂的“進本”，時人記載道：

以其間記事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這一說法在宋代其他筆記中，也有記載，并非孤例，應(yīng)當(dāng)說有一定真實性。《皇宋事實類苑》、《事文類聚》等書所引用《歸田錄》故事，也與今本有差異，至于說是記載故事庠入，還是《歸田錄》另有舊本，今天也只能求同存異了。

即便是今天能看到的“進本”，我們也可窺見歐陽修的著書動機和政治觀念。《歸田錄》所載故事十分龐雜，包括人物掌故、政治軼事、典章制度、特產(chǎn)風(fēng)物等。在我看來，其中最能表現(xiàn)歐公思想的是兩類故事，一類是討論皇帝與臣屬的交往，另一類是朝堂人物的逸聞軼事，這些人物舊事，又多體現(xiàn)出歐陽修贊賞的才華水準(zhǔn)、道德原則和行事作風(fēng)。

第一類故事如真宗與魯宗道的“君臣相得”。魯宗道在開封一家著名酒家痛飲，真宗皇帝派人找他商議政事，使者催促，但魯宗道說把自己飲酒的實情告訴皇帝，以解釋為何不能速去。魯宗道說：“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當(dāng)然，真宗皇帝知道實情后，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大加贊賞，以致“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這個故事可以說是歐陽修所希冀的政治圖景，臣屬有君子的坦蕩，君王有識人之明。

當(dāng)然，歐陽修也強調(diào)士大夫的能力與修養(yǎng)，比如他寫錢惟演出身富貴卻節(jié)儉治家、楊大年的文不加點、寇準(zhǔn)的以德報怨。而《賣油翁》的陳堯咨之事，在此角度上，可視作對“道”的遵循——萬事萬物包括朝堂政治，都具備難以言說之“道”，它抽象不可見卻應(yīng)該被履行。這也是莊子所說的“技進乎道”，當(dāng)官為政當(dāng)然也是一種“技藝”。

此外，歐陽修特意將“濮議”之事作為反面典型來書寫：

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xí)，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此段足可見歐陽修對朝堂風(fēng)氣的憤懣與不滿。應(yīng)當(dāng)說，歐陽修從事實上已經(jīng)歸隱，但他對政治歷史的表達卻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