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橫山弘先生曾寄給我一份資料，是顧廷龍先生手澤的照片。

橫山弘生前是奈良大學的教授，畢業于日本京都大學，曾參與已故日本著名的唐代文獻研究專家、京都大學教授平岡武夫編撰《唐代研究指南》的工作。上世紀90年代，他見到排印本明代王嗣奭《杜臆》后所附顧老的《前言》，念及和顧老見過面，于是想請顧老在書上題字留念。他得到這份顧老的題跋手澤，正如題跋原文所說，是因當時他指導的留學生鄭麗蕓女士的關系。鄭女士研究日本美術，后來在日本的椙山女學園大學任教。

由這照片，使我聯想起手邊顧老和日本學界交往的資料。

顧老和日本學界的交往，最早在上一世紀30年代就開始了。

平岡武夫在《一個歷史學家的經歷》（巖波書店，1987）中回憶：早在30年代，他到北京留學，就和顧老及顧頡剛有交往。抗戰開始，平岡武夫要離開北京，顧頡剛和顧老特地為他舉行了送別宴會，一桌是顧頡剛為主，一桌是顧老為主。多年以后，平岡武夫翻譯顧頡剛《古史辨序》，書后附了他寫的《懷念顧頡剛先生》一文，有所記述。他說當時在場的還有張爾田等人，日本方面有后來在中國非常活躍的橋川時雄等人。宴會后，顧頡剛還特意用自己的汽車送平岡武夫回寓所，因此印象深刻。

隨著上一世紀50年代中日關系解凍，民間的學術交往時有開展。1963年，顧老作為中國書法家訪日團的成員訪日，和日本學術界、書法界的吉川幸次郎、西川寧、平岡武夫等有所交往，可參見他的《旅日游記》。當時，小野和子是日方的翻譯，橫山弘先生或許還是學生，也曾在場，都和顧老有交談。

到70年代，小野和子因撰寫畢業論文，涉及日本永青文庫（細川護立氏的文庫）所藏《明文海》，該書前有署名“顧嗣立”的《序》，于是就給顧老寫了信。她得知顧嗣立和蘇州顧家、顧老家族有關系，乃是因為她的老師平岡武夫先生的教示。想不到顧老用毛筆認真地給她寫了回信。后來她得知，為了寫這封回信，顧老還和顧頡剛先生通信討論過（見《顧廷龍文集》）。小野和子后來在論文的基礎上整理成大作《明季黨社考》，學界多有好評。中日恢復邦交以后，她還到上海看望過顧老。

顧老逝世后，小野看著顧老的回信，多有所思。于是通過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羅蘇文、上海師范大學的程郁，把原信捐贈給了上海圖書館。2019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妙筆生輝——上海圖書館藏名家手稿》（周德明、劉明輝主編）。上海圖書館把此書贈給小野。小野和子則將此書又捐贈給了自己的母校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小野和子回憶和顧老交往的文章，刊載在日本的一本同人雜志《飆風》2023年第62號。

在上世紀80年代，顧老和日本學者的交往，又有新的開展。

隨著改革開放，中日間學術交流增多。當時慶應大學斯道文庫的留學生高橋智到復旦大學古籍所學習目錄版本學，筆者忝任指導教師，帶他去認識了顧老。此后，高橋常來中國各地調查資料，時而和顧老聯系，求得指點。

因為斯道文庫和復旦古籍所的關系，當時在斯道文庫擔任中國正史宋元版調查項目的尾崎康先生到上海，想查閱上海和國內的宋元版正史。

尾崎康是日本的中國版本專家。他到上海尤其想看的是被稱為“南宋蜀刻”的大字本《史記集解》三十卷的殘本，其上有楊守敬、熊會貞和康有為等的題跋。顧老同意尾崎康到上海圖書館閱覽。尾崎康看了此書，對一些地方不明確，向顧老請教。大家聚頭觀看、聽顧老解釋時，在旁的高橋拍下了當時的場景。這張照片筆者至今珍藏著。

關于此種《史記》，尾崎康在他的《正史宋元版研究》（汲古書院，1989）中，判斷為“淮南路轉運司”刊本。記得他當時還調閱了《后漢書》宋本殘卷和有馮夢禎題跋的《三國志·魏書》等書。此后，經章培恒先生的介紹，尾崎康先后到了北京、南京等地，拜訪了不少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查閱了在大陸的宋元版藏書。在他的著作出版時，顧老還為他題寫了書名。

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應邀赴日教學研究，和顧老辭行時，他還特地提到平岡武夫、小野和子和尾崎康。到了90年代，就要再回到最先提到的關于《杜臆》一書的題跋了。

明代王嗣奭《杜臆》在杜甫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現今的研究者也許已經知曉，而1962年這部書的稿本影印出版時，卻未必如此。因而顧老花了力氣，寫了《前言》。后來出排印本，顧老的《前言》被作為附錄，列于書末。

因為上述題跋的關系，橫山弘先生可能有點“得隴望蜀”，又向顧老請了一幅字。顧老為他題寫了如下的條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語出自《論語·泰伯》，特選了一句含有“弘”字的話，或隱含著對橫山弘的勉勵，當然也有著對所有后人的期許吧。

（作者為日本國立金澤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