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選本作為我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的產物在近代以來的作用大幅下降，但在反映和建構文學觀念方面，仍具有文學史和論文專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百年中國童話觀念發展而言，童話選本的編纂深刻參與了童話文體自覺、童話幻想限度以及童話本土資源發掘三方面的觀念構建。

童話作為一種兒童文學文體的概念是在清末民初從西方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國人對其的認識起初并不十分清晰，這一點在孫毓修等人編纂的《童話》叢書中可見一斑。叢書名稱雖為童話，但入選的文本實際包含了小說、史傳、寓言等多種文體。這一入選標準的確立一方面受到梁啟超“小說革命”時代風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乃是因為孫毓修是以中國傳統話本小說的文體概念來對接童話概念的，在1908年發表的《〈童話〉序》中其將“兒童小說”“寓言”“故事”與“童話”混用。在行文組織方面，作者則借鑒了話本小說開場楔子、中間插入語和結尾道德教化的結構，這與以幻想性和故事性為特征的狹義的“童話”觀念有一定偏差。

隨著“五四”時期周作人、趙景深等人對童話的深入討論以及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王爾德童話等西方童話的譯介使得童話逐漸獲得了自覺和獨立的地位。這些作品除了刊發在《小說月報》《婦女雜志》《兒童世界》等新文學刊物上外，還多次以選本的形式出版，如1922年穆木天選譯的《王爾德童話》、趙景深編譯的《格列姆童話集》等。穆木天對王爾德童話的特殊性作了說明：“王爾德的童話與安徒生、葛立木弟兄等的童話比起來算不得童話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童話吧……王爾德的是童話體的小說；然我更愿意拿他作為散文去鑒賞。”趙景深的《格列姆童話集》的序言中對格林兄弟人類學家身份和作品田野搜集方法的強調，足見在當時學人對童話和民間文學親緣關系的重視。

隨著中國社會現實的日益嚴峻，對于童話中的幻想如何與現實結合的討論也逐漸激烈。1929年，張友松編譯吉卜林的科學童話集《如此如此》并認為這一文體的知識屬性可以將童話自然融入現實和教育的因子，童話因此在1930年代開始繁榮發展起來。由此，現實性成為衡量童話品格的重要標準，幻想性需要以真實生活為限度。1949年6月，《蘇聯少年文藝選集》兩集由大東書局出版。集中所選的蘇聯童話《太陽石》《寶石花》等都表現下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對幸福的向往，與蘇聯國內實際密切相關。向中國讀者選譯這些作品代表了編選者對即將到來的新的歷史階段的童話美學特質的期待。

1956年，由中國作家協會編纂的《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出版。嚴文井在序言中提到不能將童話中的幻想等同于空想，也不能把幻想靜止化，而應該在新生活的基礎上進行幻想，產生新童話。此后，中國童話都具有很強的現實背景，在角色刻畫上也遵循“物性”和“人性”的統一，直到1980年代以鄭淵潔為代表“熱鬧派”童話作家打破了時空、物性的現實邏輯，釋放了幻想力。這一流派在1980年代中期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1986年，湯銳在《八十年代童話選》的序言《童話世界的觀念更新》中將“童話邏輯觀念的淡化及幻想時空關系的重新組合”視為新的童話觀之一。

作為舶來品的“童話”概念以及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在中國童話的觀念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中國本土的文學資源同樣從發生期起就參與了這一觀念的建構。《童話》叢書中有許多從《漢書》、唐傳奇等傳統典籍中取材改編而成的故事。

新時代以來，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號召下，有關傳統童話的選本大量涌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統編教材和配套的課外讀本都強化這一方面的作品，如商務印書館的“中小學生閱讀指導叢書”中包括《中國民間故事精選》《中國古代神話》等讀本。同時，從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出發，《非洲民間故事》《歐洲民間故事》和《世界經典神話與傳說故事集》與中國的傳統故事一起構成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這套選本反映了中國乃至世界童話的傳統資源與教育實踐的深度融合。

文學選本編纂是對已有作品的篩選、編排、評價的再生產過程，這一機制既反映既有的文學觀念，同時也參與構建和形塑新的文學觀念。中國百年童話選本的編纂歷程反映和塑造著中國現代童話的文體觀念和美學觀念。

（作者為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