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書和用書走過漫長的道路。

1958年15歲念初中二年級的我，用母親給我兩天的午餐費3角錢，在太原街新華書店買下第一本書，花了兩角八分錢，這便是梁上泉的詩集《寄在巴山蜀水間》，我把這本小書翻爛了，多數篇章如《祖母的畫像》都背誦過了，這是我個人和家庭藏書的一塊奠基石。1979年1月，我在北京出席全國詩歌創作座談會時與梁上泉結識。不久，他到沈陽開會曾到我家做客，我從書柜里把他這本詩集拿出來給他講其來歷。

1962年我帶著魏巍編選的《晉察冀詩抄》走進了人民解放軍的軍營。這本詩選中有田間、邵子南、方冰、孫犁等多位詩人的詩，特別是有我背誦過的陳輝的《為祖國而歌》《回家去吧》《賣糕》等作品。當過兵的人都知道，那時連隊戰士是沒有枕頭的，所謂枕頭就是一塊白包袱皮，用別針別起的一個小包袱，里面有幾套軍裝、襯衣、一雙解放鞋，睡覺時枕的就是這個家伙，我比戰友多了幾本書，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晚上有空看一下。非常遺憾，這本詩選我在野營拉練中搞丟了；后來，是魏巍給了我簽贈的再版的一本《晉察冀詩抄》，讓我感到特別滿足。

1969年我成家了，到1981年，我們四口人的小家，住的是皇姑區小白樓9平方米的一個小北屋。人均不到2.5平方米，我們在這里住了10年，這個小屋沒床，打了一鋪小炕兒，炕底下就是我們家的“儲藏間”。我用兩個紙殼箱裝著我珍愛的藏書，用的時候拽出來，用完了再用腳踹到炕底下，這一拽一踹，就是那時我讀書和用書的狀態。

2002年，我的家從沈陽的青年大街搬到了沈遼中路，搬家公司來了三個車，其中兩個車是裝書的，有幾十個紙箱子，搬家公司的師傅問我：“你家是賣書的吧？”

2020年6月，我被遼寧省第九屆全民讀書節評選為“最佳藏書人”。評上這個獎的時候，我家的絕大部分書都已拉到了省圖書館作了捐贈。如果不是省圖朋友們極細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藏書，3000？4000？他們統計之后告訴我，是4337種5749本。其中有814位作家詩人為我簽名的1982本書。

省圖書館曾舉行“胡世宗藏書及手稿特展開幕式暨捐贈儀式”。當時在寬敞的展廳兩邊墻壁上和展柜里，分別陳列著冰心、丁玲、臧克家、艾青、端木蕻良、張光年、劉白羽、魏巍、賀敬之、袁鷹、張志民、李瑛、高玉寶、柯巖、徐懷中、浩然、鐵凝……的簽名贈書；我捐的僅浩然一位作家給我的贈書就有81本，包括朝鮮文版的上中下三本《艷陽天》。還有我自197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北國兵歌》，到1997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闡釋長征精神的《鐵血洪流》，共22部（篇）不同年代在稿紙上書寫的手稿。當年我撰寫《當代詩人剪影》及其“續集”時，我寫完臧克家、魏巍、光未然、公木、柯巖、周濤、苗得雨、高洪波……的“剪影”，都曾請詩人本人審閱，這手稿上都有他們用毛筆、鋼筆或鉛筆改動和刪添的筆跡。

我經常溫習哲學家尼采一段很深刻的話：“思想家以及藝術家，其較好的自我逃入了作品中，當他看到他的肉體和精神漸漸被時間磨損毀壞時，會感到一種近乎惡意的快樂，猶如躲在一個角落里看一個賊撬他的錢柜，而他知道這錢柜是空的，所有的財寶都已安全轉移。”尼采這段話說的是人的生死與藝術創作的價值和意義。

一個人正確的終極思考，常常會改變他的眼界、胸襟、氣度和格局。

在大宇宙中，每個人都是極為渺小的。在無盡的時間長河里，個體生命是極為短暫的。所以我們才格外珍愛生命，提醒自己不要虛度光陰，要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并從中獲得快樂。我此生注定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業就是文學創作。我從讀書和寫書中獲得快樂。

我覺得我寫書，離不開讀書。即使是寫自己熟悉和有厚實積累的生活，也需要讀可以參考的書。1991年我陪作家劉白羽巡行東北三省時，他就和我說過，寫什么題材的作品，最好能讀中國甚至世界這方面題材寫得最好的作品，得以參照。比如，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我要寫一本新書，我雖然曾兩次重走長征路，并創作出版了幾本書，但仍然購買了《紅軍長征記》等多本書，還專門到省圖借來了《紅軍長征史》等6本書，這種廣泛深入的閱讀，就給我寫好新書增添了底氣。

我在2020年7月把珍藏的150多位名人贈我的二三百幅字畫，其中有張愛萍、丁玲、賀敬之、張光年、劉白羽、臧克家、艾青、魏巍、浩然、張志民、李瑛、袁鷹、劉征、孫其峰、孔繼昭、梁照堂、沈延毅、宋雨桂、林聲、李仲元、于植元、馮大中等的作品，捐給了沈陽市檔案館。接著我把我的5000多冊藏書捐給了遼寧省圖書館。

這兩次捐贈是有所不同的。前捐，是“裸捐”，捐了我全部的字畫，包括家里墻上掛著的丁玲、劉白羽、賀敬之、魏巍、孫其峰、沈延毅的字畫，全摘下來捐了；后捐，可不是“裸捐”，我在沈陽和海南住所都留下了幾書柜的書，約近千冊，包括魏巍、賀敬之、柯巖、張光年、袁鷹、張志民等人的書。我在余生的寫作中要用到的書，就留在手邊了。我的老伴兒也留下了她要用的書法、美食廚藝和國學養生方面的書。我的捐贈，不會影響到我們晚年正常的閱讀和寫作生活。遼寧省圖書館與我簽了協議，以后我和我的家人用到我捐的書，會給予我們很大的優惠和方便，所以，我后顧無憂。

遼寧省圖書館杜希林館長在評價我捐書時說：“這是近年來以個人名義向遼寧省圖書館捐贈文獻數量之最。這些文獻是研究我國現當代文壇脈絡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和文獻價值。”

我捐贈的圖書更多的是我平時購買、閱讀、珍藏的書。我看到在這些書每一本的扉頁上，都有省圖書館采編的記錄，有圖書的種類標號和編號，可以面向廣大讀者外借。而且我發現在每本書扉頁的左下角，都蓋了一個橢圓形的紅章，其中有“胡世宗惠贈”的字樣。這等于我向每一位借閱這本圖書的朋友打招呼一樣。

記得有一年——我的日記書上記載的是1985年7月27日，寫出膾炙人口的《人世間》的作家梁曉聲和王夢巖、王俠、董保存、禮平等幾位作家朋友到我家做客，梁曉聲看到我一面墻的大書柜，沉思良久，說出一段令我十分印象深刻的話：“讓那些狂妄的人、驕傲的人，在這個書柜前默立3分鐘，然后把外國人的書拿出去，把古代人的書拿出去，看他自己的書在‘五四’以來的文學史上占什么位置？”我在日記中接著寫道：“他的話是即興的，是站在我書柜前的感慨，但相當深刻，令人警醒。”在我捐贈書的展柜里有梁曉聲2013年5月26日簽贈給我的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郁悶的中國人》。

我經常和親友交流藏書和用書的體會。書籍的積累是人生重要的財富之一。即使是在人工智能廣泛應用的年月，閱讀紙質書仍是人的個體精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動，它是人生快樂的一大源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