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我開始藏書。那個時候，還在上中學的我，用積攢了好久的積蓄買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批藏書。從此，我便與古舊書結緣。

我最初藏書，是從自己的知識譜系和讀書興趣出發，決定購買哪些書的。我從中學時期起，就喜歡讀古典詩詞和小說。開始藏書時，這一類型的書比較多。

我的書架上，有元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刊本的《樂府詩集》，收藏它是緣于中學時誦讀過“樂府雙璧”《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想看看它們在古書中是什么形態。《樂府詩集》是一部輯錄漢魏至唐五代樂府詩歌及先秦至唐末歌謠的合集，為宋人郭茂倩所編。它最早的版本是北宋末南宋初浙江刻本，元代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刊本一直遞修刷印到明代，明末則有據元本雕造的毛晉汲古閣刊本，到了清代，就只有翻刻汲古閣本的坊刻本了。宋刻本《樂府詩集》絕大部分藏于國家圖書館；元至正元年刻本卷八十四藏于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至元六年濟南彭氏校刊明嘉靖間補刻本。我手頭的《樂府詩集》，均為元刻本，一部分于1997年從杭州寶貽齋購得，另一部分于1999年從上海博古齋購得，它們并不是一套。由于宋元刊本罕見，購買這些古籍時，我并沒有太猶豫。至今我的元刊元印本《樂府詩集》還沒有收集齊，但我仍有集齊一整套的“貪婪”夢想。古人云“聚書好貨，終為一貪”。想來，我的貪書之心猶如頑疾，可能終生也難以治愈了。

在讀了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之后，我開始閱讀學術作品，尤其是“經學”。詩詞小說可以怡養性情，學術作品則是更為嚴密、更為凝練的思想體系，它們影響了古往今來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現在我的藏書體系，以經學為主，這大概是藏書從個人興趣走向系統化的轉變。

我的藏書中，有明嘉靖年間吳郡（今蘇州）徐氏覆宋刻三禮本《禮記》。《禮記》是一部記載我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書籍，為“六藝”之一，其作者不詳，大概是出于多人之手，經漢代禮學博士戴德、戴圣刪編后成《大戴禮》和《小戴禮》，從北周之后注疏頗多。我手頭的藏本，是1995年時到揚州訪書時購得，為明嘉靖刊本。雖為明刊本，但可看出底本是宋本，因為有很多宋代避諱字。這套書原函原套包裝，品相精良，且因為依據的是宋本，從清代中后期起就被視為善本。

古人將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追求四部齊全，是眾多藏書家的目標。在藏書達到一定的數量之后，我開始寫書，寫那些古籍存藏和流傳下來的故事。一本古籍自誕生之日至今，多則有逾千年的歷史，少也有數百年的歷史，其中有許多熱愛文化、保護文化的感人故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古籍的遞藏故事。如果只是藏而不述，我擔心自己成為一個單純的“倉庫管理員”。

藏書多年，常常有人問我這樣幾個問題：為什么要藏書，藏書的意義何在？藏書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書是不是越古老越值錢？

為什么要藏書？關于藏書，對無甚偏好的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堆積滿灰塵的破爛紙張，但是對喜歡的人而言，它們是傳遞傳承文化的無價之寶。大約從近代起，我們的書籍形態和介質都發生了較大變化。那些紙墨考究、內容精良、印制用心、裝幀精美的古老書籍，在文化傳播越來越便利、書籍內容越來越普及、書籍成本越來越低的情況下，越發顯得可貴，這是書籍本身的價值。在談論藏書有何價值這個話題時，我還想探討下人生的價值。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人生在世，年少時輕狂不更事，年老時多苦多病，每個人能夠真正把握的年華就那么短短的幾十年，其中還有不少愛恨別離，真正快樂的時間沒有多少。在我看來，既然藏書能帶給我極大的樂趣，那就努力把這種快樂發揮到極致，讓快樂“來得更猛烈些吧”。

藏書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其實并無定論。如果有志于收藏善本，那么要具備三個條件：有資金、有閑暇、有知識。如果喜歡通行本，也需要節制——當然了，骨灰級愛書人可能不知道何為“節制”——當家里堆放的藏書越來越多時，剛開始需要一個書架來盛放心愛之物；隨著書架的增多，需要單獨騰出一間房屋；再后來，家中的各個角落都是書，如果經濟實力允許，只能建一座書庫或者書樓了。這對于“居大不易”的城市來說，殊為不易。如果不追求善本，只是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書，從閱讀中得到快樂，也未嘗不可。從搜集自己喜歡的書籍開始，形成某一類的藏品，是系統化藏書的開始。

古書是不是越古老越有價值呢，一般來說是這樣的。因為古書流傳于世間的時間越長，成為稀見版本甚至孤品的概率就越大。有數據統計，中國古代各種書目著錄中的書流傳到今天者不足百分之十，可見古書是何等容易損毀。所以，早期版本受到重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有清一代，一些名家手稿文化和藝術價值就遠遠超過了明代的一些手稿。另外，因為一些戰爭發生在江南等人文淵藪之地，很多書版被有意識地損毀了，致使其印本流傳稀見。這些書雖然刊刻在道咸年間，然其市價也遠超一些明版書籍。所以，書越古越有價值只是一般規律，藏書還需要掌握各種歷史知識，知曉各類特殊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