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1963年生，詩人、散文和隨筆作家、翻譯家，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出版有詩集、隨筆集、論著、詩劇等多部作品及多種詩歌詩論譯作。曾獲魯迅文學獎（2001）、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年度作者獎（2018）、聞一多詩歌獎（2024）、德國魏瑪全球論文競賽十佳（1999）、瑞典馬丁松玄蟬詩歌獎（2018）等。作品入選多種選本并被廣泛譯介于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英譯作品《蚊子志：西川詩選》(譯者Lucas Klein)入圍2013年度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并獲美國文學翻譯家協會2013年度盧西恩·斯泰克亞洲翻譯獎。

一、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由時代造就的 

施展：在最近由廣西師大出版社·純粹Pura出版的您的長詩集《巨獸》中，我發現“巨獸”同名于您1992年創作的長詩《致敬》第四部分。如今三十多年過去，您為何依然選擇“巨獸”作為書名？時至今日，它有什么特殊意義？

西川：《巨獸》這本書出版以后，有朋友以為我是以“巨獸”自比，這其實是一個誤會。我還沒這么“自牛”。這個誤會可能來自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什·薩拉蒙的一句詩：“每個詩人都是一頭巨獸”，但我的“巨獸”本是我1992年長詩《致敬》第四節的題目，我拿它做了這本長詩集的書名。我曾在《詩歌和詩人的“沸點”》（2010）這篇訪談中說過：“《致敬》里我最滿意的一篇是《巨獸》。我現在依然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一首比較重要的詩，它是對于那種無名狀態的、那種黑暗的、你沒法命名的、壓迫過來的東西進行的一種書寫。”所以我的“巨獸”不是用以自況的。我為《巨獸》這首詩發明了一種寫作形式：說話——被打斷——說話——被打斷，我覺得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往前走——被打斷——繼續往前——再被打斷。《致敬》之后，我經常從生活本身獲得語言方式和文學形式，而我此前的語言方式和文學形式大都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致敬》是我寫作的轉折點。

記得2009年秋天，我曾在加拿大某地朗讀過《巨獸》的英譯文。朗誦會后一位聽眾跟我聊天，他認為我描述的是一種后現代狀況——他這么理解也可以，對這首詩可作多種解讀。1997年我在荷蘭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時，曾在一個兒童專場上朗讀過《巨獸》，孩子們居然聽得咯咯笑。我敢肯定，在國內不會有任何人愿意請我去為孩子們朗讀《巨獸》。

《巨獸》

作者：西川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3-12

施展：您說過，短詩寫作只占用您五分之一的精力，其余時間都一直在從事翻譯、批評、長詩與隨筆寫作等工作，包括對中國古代詩歌和繪畫的研究，以及許多跨界藝術工作。同時您還提到，在知識分子、詩人、譯者、藝術家這四個身份中，您最喜歡的身份是藝術家。我很好奇，這些詩歌之外的活動，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徘徊于譯者、研究者、創作者等多重身份之間，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西川：從來沒有人問過達·芬奇他做科學筆記是否影響了他的繪畫創作，也沒有人問過米開朗琪羅他的詩歌創作是否影響到他的雕塑工作，仿佛他們天然就該在不同的領域工作。我提到這兩個人不是在托大，而是因為他們的例子廣為人知。唯一的問題是：咱自己為什么不能這么干？網上有我一個演講視頻叫《有多少才華才可以橫溢？》。這個演講主要是說給美術圈的人聽的，但文學圈、詩歌圈的人聽聽也無妨。

對，我干很多事，經常換頻道工作，主動地和被動地。必須說明的一點是，換頻道的前提是擁有換頻道的可能性。我想我的諸多“可能性”是我多年在不同領域學習、思考、嘗試養成的。詩歌圈的人大多只看到了我在詩歌領域的翻滾，不了解我在其他領域的游走。我懶得跟一些人廢話，也沒有強烈的愿望要別人看到一個全面的我。近五六年大家通過網絡獲得了一些我在詩歌領域以外的信息，其實我一直不完全屬于所謂的詩歌界。我曾長期執教于一所美術院校，所以我對視覺文化方面的事當然有所了解，我對這個領域存在的問題也多少知道些。因此，我才會寫《北宋：山水畫烏托邦》這本書。

我已經寫作多年，有時會對自己感到厭倦，所以換換領域換換頻道透透氣，有助于我不時調整自己。

施展：假設在詩集《巨獸》和訪談演講集《我的身體就像一座旅館》中分別選擇一首詩或一篇文章，來表現您目前對詩歌藝術的看法，您會選擇哪個作品？為什么？

西川：在詩歌方面，我的《開花》具有更大的社會知名度，但我個人更偏愛《鷹的話語》。《鷹的話語》在1998年寫完后，有半年時間我跟任何人都不曾提到我已寫出這么一篇作品，仿佛那是我的秘密，不想與人分享。那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驗。文章我也寫了很多。我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的《唐詩的讀法》（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實本是照著一篇長文寫的。——如果這篇太長，那短篇文章，我選《漢語作為有鄰語言》吧。這里面包含了很多我對現代漢語的思考。我討厭那種創作談式的東西（盡管我經常被要求提供這樣的稿件），要談就談點硬東西，談點客觀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往往是經驗之談，雖然有些主觀的表達也值得一讀，但它們缺少用以衡量的標準。

施展：我關注到《巨獸》附錄了《西川創作活動年表》。您提到從1976年起學習國畫和寫作古體詩，1981年入學北大之后才將興趣從中國古典文學轉向西方文學。后來，1985年您發表成名作《在哈爾蓋仰望星空》，1992年出版代表長詩《致敬》。回顧您從13歲到30歲的成長經歷和學習情況，您在青年時代的成長路徑好像每隔五年左右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改變基于怎樣的契機展開？您又如何看待自身經驗的獨特性？

西川：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訴身邊的年輕人，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不完全是出于我個人的選擇。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由時代造就的。在你問我這個問題時，你可以同時回顧一下近幾十年中國的變化。我寫作上的變化與社會生活環境的變化多有糾纏。我一直讓自己向社會生活、歷史生活敞開，我從生活中獲取材料、觀念、語言、文學形式和精神能量。我有幸成長于1980年代，我在那十年間實現了自我現代化。今天的年輕人沒能趕上八十年代，但這也沒什么可遺憾的，他們只須記住他們有自己的新世紀。他們如果浪費了新世紀，那只能怪他們自己。這21世紀的生活，我也要。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入讀的不是1980年代初的北大英文系，我可能后來就變成了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如果我沒趕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經濟大轉型，沒有經歷朋友們的離去，我也許不會那么認真地逼視自己和生存環境、思考歷史環境的轉變邏輯。如果我沒有發展出一套既與當代世界文學溝通又與別人不完全相同的文學觀念，我就不會一次次獲得機會受到邀請游走世界各地。如果我沒有世界文學、文化視野，我也不會覺得我有必要重新討論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

到今天，即使我的寫作想變得暮氣沉沉，時代生活也不允許。我始終在做各種嘗試和實驗，以銜接時代能量。當然，這么做的代價也是有的，那就是別人的不理解，尤其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的不理解甚至敵意。無所謂啦！

施展：除此之外，您在《西川創作活動年表》中特意注明了很多人生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時刻，比如“1970年4月24日晚在徐州街頭望見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穿過星空”。我相信，這些記錄對您有非凡意義，也體現出一種個人和歷史進行迂回對話的意味。您有興趣的話，我想聽聽您整理年表的想法。

西川：我自己做創作年表首先是為了讓自己記住一些事。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就不再寫日記了。1997年我出版詩集《大意如此》時曾應編輯要求在書后附錄了一個創作年表，后來我就在此基礎上繼續記錄自己的主要文學活動，一些事情的時間點我必須記下來備查。另外，在《巨獸》后面附上自己的創作年表，也是為了呈現一個客觀的自己，堵一些人的嘴。網上總有酷評家和出于各自的原因敵視我的寫作的好人和高人們，對我做過的和沒做過的事胡猜亂想、說三道四。我沒有精力，也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一一回復他們，就在自己的書后面附了個創作年表。

你注意到我創作年表中提到“第一顆人造衛星穿過星空”，那是我童年的記憶。我之所以提到它，是由于它是歷史的一部分，它出現在星空的意義遠大于我成長史的意義。我有一組詩叫《九次寫到童年》，未能收入《巨獸》，但網絡上有其中的部分章節。我不只是在寫我的童年，我沒有那么自戀，我寫的是我童年的那個時代。在今天，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回溯那個時代，我寫童年不僅是因為我老了。

年表，某種意義上，是提綱挈領的自傳，但其中每一個時間點、每一個小事件都可以放大。我的生命與世界、與時代、與他人、與我說不清道不明的許多東西，明亮的、幽暗的、灰色的，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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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更多內容請見《鐘山》2025年第2期 ）

（施展，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有文藝評論發表于《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藝術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