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一個詞來概括《多出來的人》這篇小說，最貼切的莫過于“怪談”。這也呼應了作者張進步的另一重身份：作為出版人，他曾發起名為“怪談文學獎”的網絡征文，四方應聲而至的來稿，從精怪傳說、奇幻童話、都市異聞，到推理解謎、架空歷史、未來幻想，主題和寫法五花八門。由此也可看出，在張進步那里，“怪談”并非像科幻、懸疑那樣可以明晰界定的文學類型，而是某種讓現實裂縫中釋放出的想象力恣意奔突的開放空間。他也試圖用“怪談”一詞將這些帶有互聯網時代特征的故事，連接到神話、志怪、傳奇、筆記構成的本土文脈，以及小泉八云《怪談》、《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等異域經典的參照系之中。如果說“怪談”所撐開的空間、所連接的文脈，可以找到一個內核，用張進步自己的話說，那就是“對于生命中最意味深長，卻無法被理性盡數解釋之物的共同興趣”。

當然，真正讓小說具有生命力的，不是抽象的主題或類型，而是寫作者注入其中的鮮活生命經驗。《多出來的人》區別于當代作家“致敬蒲松齡”的鄉土“志異”寫作，也迥異于架空玄幻敘事的地方，在于作品中具體的都市情境與流動的都市經驗。小說中人物停留或穿行的地點，奶茶店、咖啡館、酒店、寫字樓、小區地庫、電梯間，都是城市中產日常的典型場景，也是被當代生活秩序所切割出的規整空間。開頭有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我看了一眼微信消息，關了手機屏幕，給操作臺上的不銹鋼臺面噴上新的泡沫清潔液，繼續用濕毛巾往下擦。”這里的“不銹鋼臺面”其實也是關于都市經驗的一種隱喻：光潔、平滑、堅硬而且冰冷。人們不斷用“泡沫清潔液”擦拭，然而光潔的外表下，已有裂隙暗生，甚至像門羅曾形容的，“人們的生活枯燥、簡單，同時又令人驚奇、不可思議——仿佛鋪著油氈布的廚房下面的洞穴，深不可測。”

因女主人公懷疑丈夫出軌，向大學時代的追求者、如今的秘密情人鄭行云傾訴，鄭行云找人調查，發現她的丈夫行蹤確實詭異，會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地點。婚姻生活里的裂縫，終于擴大為“不銹鋼臺面”下的幽深洞穴。按照鄭行云轉述的流傳于地下網絡論壇的“都市傳說”，可能有一個跟她的丈夫一模一樣的“副人”。《多出來的人》中“副人”這個設定，讓人聯想到哥特文學中的重要主題“二重身”。歐洲民間關于幽靈一般分身的傳說，從十八世紀末起就引發了許多小說家的興趣，從E.T.A.霍夫曼、愛倫·坡、霍桑的作品到史蒂文森《化身博士》、王爾德《道連·格雷的畫像》中，都有類似“分身”或“雙重人格”的情節。青年學者施暢曾在《制造分身：現代性主體的自我危機與分離想象》一文中將十九世紀文學中關于“二重身”的想象與二十世紀同類主題小說乃至相關影視作品加以比較，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他認為，在此類主題的譜系中，“分身”一開始象征著人們內心被壓抑的黑暗力量，而在晚近作品中重心則從“自我分裂”轉變為“自我復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劇《人生切割術》里的從“生活自我”中切割出來的“工作自我”。而不管是“自我分裂”還是“自我復制”，都與現代文化中的主體危機有關。

將《多出來的人》中的“副人”與以上提及的作品加以比較，一定會讓我們對于這一想象背后的寓意有更深入的理解。不過在我看來，這篇小說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在得知丈夫甚至情人鄭行云都可能是“副人”之前，憑借直覺感受到的“不對勁”：“總覺得那個房子里有種隱隱約約令我不舒服的味道”，“那種幽暗閃動的目光突然讓我不適應”……關于“副人”的真相或者傳說，放大了這些一閃而過的幽微瞬間，讓讀者與主人公一起，對日常生活光潔表象背后的另一個平行世界，產生了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謂“暗恐”的情緒。在這個發生在當代都市空間的故事里，沒有古堡幽靈或山林精怪，讓人恐懼的恰恰來自身邊最熟悉的人與物。這樣的“都市怪談”書寫，給當代文學提供的可能性恰在于此：“怪談”只是外殼，更重要的是借此揭示出的隱蔽在“不銹鋼臺面”之下的“暗經驗”與“暗情緒”。

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暴露出了作者張進步的詩人底色：“雨霧從黑暗的空中不知道何處的所在涌來，經過外面路燈的光，經過過往車輛的光，在酒館玻璃外面的空間里上演著明明暗暗的默劇。”這里的“明”與“暗”，如同都市經驗中重疊的兩個維度，用文學的方式讓二者共振，或許是一種更為意味深長的都市敘事，會讓超出現實邏輯的“多出來”的人、事、物，從另外一個維度折射出這個世界的豐富與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