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史的書寫始終面臨兩大命題：一是如何突破“編年體”與“導演中心論”的傳統框架，構建更具闡釋力的敘事體系；二是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確立本土美學的主體性。周星、張燕主編的《21世紀20年中國電影類型藝術史》正是對這一雙重挑戰的回應。這部史著以類型為軸心，以社會變遷為經緯，聚焦21世紀前二十年的中國電影，將其置于政治、經濟、文化坐標系中，既完成了對類型電影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又揭示了藝術創作與時代精神的深層互動。

斷代史與類型史的交織

這部史著的框架設計體現了鮮明的結構性創新。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總論以十年為周期，縱向剖析2000-2020年中國電影的整體嬗變，而下編則以類型為單元，橫向解構各類型電影的藝術特征與社會功能。通過“斷代史+類型史”的雙重視角，為中國電影史書寫開辟了新的闡釋空間。這種“縱橫交錯”的架構既保留了歷史書寫的時序性，又通過類型切片凸顯了藝術發展的多元性，為中國電影史研究提供了兼具學術深度與現實關懷的新路徑。

作者將21世紀前二十年劃分為“前十年”與“后十年”，并賦予其不同的歷史定位：前十年是詩意浪漫與娛樂元素并重的探索期，“大片潮”推動了中國電影的工業化進程。后十年則是類型嬗變與主流價值觀強化的成熟期，新主流電影實現了類型敘事與意識形態的深度融合。這種分期并非簡單的時間切割，而是基于對產業政策、觀眾審美、技術革新等變量的綜合考量。

類型單元的構建中，作者摒棄了西方類型理論的機械套用，轉而從中國本土實踐中提煉類型范式。在“主旋律電影”章節中，作者將《建國大業》與《我和我的祖國》置于同一類型譜系下，通過對比分析十年間意識形態表達從“宏大敘事”向“個體敘事”的轉型，揭示出類型內核與社會語境的深度關聯。在每章中，作者以“類型發展概述+經典作品評述”的雙層結構展開論述。這種設計既突破了傳統編年史的線性敘事局限，又避免了類型史研究中常見的碎片化傾向。

從“藝術本體”到“社會文本”的視角創新

相較于傳統電影史對導演風格或美學流派的聚焦，這部史著將類型電影視為“社會文本”，通過跨學科視角揭示藝術與時代的共生關系。

作者并未孤立地分析電影文本，而是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將其置于產業化改革、院線擴張、流媒體崛起等宏觀背景中，指出2012年后中國電影市場的爆發性增長與“小鎮青年”觀眾的崛起直接相關，這一群體對喜劇、奇幻類型的偏好深刻影響了創作風向。在分析“青春片”類型時，作者不僅梳理了從《致青春》到《少年的你》的敘事模式演變，更結合城鎮化進程、獨生子女政策、網絡文化興起等社會因素，揭示出青春片從“懷舊烏托邦”到“殘酷物語”轉型背后的代際心理變遷。這種將類型嬗變嵌入社會肌理的研究方法，使得電影史不再是封閉的藝術發展記錄，而成為透視中國社會轉型的文化鏡像，呼應了王曉所倡導的“將電影史嵌入社會史”，使藝術史研究具備了更廣闊的解釋力。

通過對“飯圈文化”“IP改編潮”“主旋律商業化”等現象的剖析，書中揭示了類型電影如何成為大眾文化博弈的場域。《流浪地球》的科幻外殼下嵌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態表達，而《你好，李煥英》則通過懷舊敘事完成了對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重構。這種研究視角不僅突破了藝術與商業的二元對立，還展現了類型電影作為文化儀式的復雜性。

若將這部史著置于中國電影史寫作的學術譜系中考察，其價值更顯突出。該史著開創了“類型—社會—技術”三維互動的史述模式，對技術媒介的觀照頗具前瞻性。通過對比《長江七號》的“軟科幻”特質，作者論證了技術迭代如何重塑類型美學，這一視角與當下“虛擬制片”“元宇宙電影”等前沿議題形成對話，凸顯了史學研究的現實關懷。書中對喜劇片的論述既分析寧浩“瘋狂系列”的多線敘事技巧，又聯系城市化進程中市民文化的興起，更關注短視頻平臺對喜劇審美碎片化的影響，這種多維視角在既往研究中較為罕見。

歷史書寫與文化自信的立意建構

《21世紀20年中國電影類型藝術史》的書寫，不僅是一次對歷史的回溯，更是一場關于中國電影文化主體性的理論突圍。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中，這部史著始終強調中國類型電影的獨特性，它并非單純的歷史記錄，而是試圖通過類型史的書寫參與當代文化話語的建構。書中具突破性的貢獻，在于對“主旋律電影”的類型化重構。該書通過大量案例分析，揭示其如何通過類型敘事完成意識形態的“軟著陸”。

作者還敏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主旋律電影的類型化突圍，實現了從政治宣傳到情感共鳴、從宏大敘事到個體關懷的發展。《我和我的祖國》通過多線敘事將國家記憶轉化為個人體驗，《長津湖》則以好萊塢式奇觀包裝英雄主義。主旋律電影通過吸納類型元素，實現了從“政治命題作文”到“大眾文化產品”的轉型。同時，該書體現出強烈的學術主體意識。在“香港合拍片”章節中，作者并未簡單沿用“北上”或“本土性消解”等既有話語，而是通過《無雙》等案例，論證香港電影人如何將類型經驗轉化為跨文化敘事的優勢。

《21世紀20年中國電影類型藝術史》以其宏闊的史觀、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創新的方法論，為中國電影史寫作樹立了新的標桿。它不僅是學術領域的重要收獲，更為理解21世紀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轉型提供了獨特視角。尤為可貴的是，這部史著并未止步于歷史現象的梳理，而是以強烈的現實關懷介入當代文化的話語建構。

此書的價值，恰如一面棱鏡，既折射出中國電影二十年來的輝煌與陣痛，也映照出學術研究從“西方理論移植”到“本土范式建構”的覺醒之路。它啟示我們：中國電影史的書寫，終須在歷史邏輯、藝術規律與文化自覺的三重奏中，譜寫屬于東方美學的獨特樂章。正如王文斌教授所言——當電影史寫作跳出“編年體”與“大師論”的窠臼，真正成為社會精神史的注腳時，它的生命力才真正開始。

（作者盧付林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冷冉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22級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