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數(shù)學家畢達哥拉斯說：“凡物即數(shù)”。物理學研究到最后，總是落在精確的數(shù)學公式上。文章也離不開“數(shù)”。

一般來講數(shù)字多在應用文里使用，比如經濟論文、工作匯報。作為文學藝術的散文，盡量少用，免得磕磕絆絆，行文不暢。但數(shù)字一旦賦予了形象思維，卻有無窮的魅力。在關鍵的地方用上關鍵的數(shù)字，就像口紅抹在嘴唇上，好鋼用在刀刃上，文章頓然生輝。

首先是數(shù)字的精確性，言之鑿鑿，不能有分毫商量，這就帶來了文章的權威性、強調感、說服力、對比度，如刀刻木，如矢穿的，強化了讀者的閱讀效果，讓人過目難忘。下面引用作者的幾段文字：

如當年袁世凱要復辟稱帝，梁啟超毅然站出來寫文章反對，其中有一段可謂極言，擲地有聲：“由此行之，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誰敢極言》）

這里特地將長長的數(shù)字一板一眼地念出來，擲地有聲。

我不覺起了好奇心，便用步子量了一下幾個別墅的位置，從一七五號毛澤東的窗下到一七六號彭德懷門前的臺階只有二十九步，而從一七六號到一七七號（張聞天住所）是九十九步。歷史上的那場驚濤駭浪，竟就在這百步之內與咫尺之間。（《張聞天：一個塵封垢埋卻愈見光輝的靈魂》）

這里精確到了步數(shù)，強調了廬山會議那個歷史性事件，幾個偉人的激烈爭吵竟然發(fā)生在這么小的一塊地皮上。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種了多少樹，很難有確切的數(shù)字。他在光緒六年（一八八○年）的奏折中稱：“自陜西長武到甘肅會寧縣東門六百里，……種活樹二十六萬四千多棵。”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肅其余各州約有四十萬棵，還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種的樹，總數(shù)在一二百萬棵之多。而當時左指揮的部隊大約是十二萬人，合每人種樹十多棵。（《左公柳，西北天際的一抹綠云》）

周恩來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進醫(yī)院的，而據(jù)資料統(tǒng)計，一月到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個小時的有九天；十四到十八個小時的有七十四天；十九到二十三個小時的有三十八天；連續(xù)二十四小時的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在十二小時之內。而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他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大無大有周恩來》）

以上兩段，一寫左宗棠的栽樹之功，二寫周恩來的勤政、負重之苦，唯有這些數(shù)字最有說服力，它超過了任何文字的形容。

第二是數(shù)字的概括力、伸縮性，可以無窮大也可以無窮小，如“一”與“百、千、萬”等虛數(shù)的使用。這時數(shù)字已不是數(shù)，而是一個形容詞，邏輯概念變成了形象概念。“一”這個數(shù)在數(shù)學里是不變的量詞，在文學里可以是形容詞、助詞，可喻其極小，如“一點、一痕、一絲”；也可狀其極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無際”；可表其勢如“一舉奪魁、一馬當先、一掃而光”等。而有時候“一”又強調猛然、剎那、唯一。如“一枝紅杏出墻來”“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與妻書》：“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一”字隔陰陽，而讓人淚崩。

在古典詩詞中虛用數(shù)字而使作品陡增其勢的很多。如岳飛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陸游的“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棄疾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這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何等的氣勢。“挑燈看劍、吹角連營”從內心到環(huán)境，都豪氣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風助火勢，火助風威。但這“八百里、五十弦”其實不是數(shù)，而是指的一種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種有50根弦的彈撥樂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數(shù)字氣場來為內容造勢。假如我們實說“在帳篷里吃牛肉，彈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氣。而用一個“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實變虛，“物假數(shù)威”，壯志、豪情、軍威騰空而起。

下面這段話里數(shù)字實用發(fā)揮了“文眼”的作用：

胡宗南進犯，他搬出了曾工作九年的延安窯洞，到米脂縣的另一孔窯洞里設了一個沙家店戰(zhàn)役指揮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窯洞配得上這份殊榮啊，土墻上掛滿地圖，缸蓋上攤著電報，土炕上幾包煙、一個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壺，還有一把夜壺。中外軍事史上哪有這樣的司令部，哪有這樣的統(tǒng)帥。毛澤東三天兩夜不出屋，不睡覺，不停地抽煙、喝茶、吃茶葉、撒尿、簽發(fā)電報，一仗俘敵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這神就是默默的黃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廬、瞪著眼睛思考的窯洞。大勝之后他別無奢求，推開窯門對警衛(wèi)說，只要吃一碗紅燒肉。（《這思考的空洞》）

“一”字的反復出現(xiàn)，有勝券在握、一唱三四嘆之效。

第三，數(shù)字作為量詞時因為其含量不同，在詞面上就有了可比性，能產生對稱或反差之美。

敦煌莫高窟出土了唐代一份最美離婚書說“既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集諸親，各還本道。……一別兩寬，各生歡喜”。巧妙地運用了數(shù)字的對稱效果，強化了實用目的。

柳永是經歷了宋真宗、仁宗兩朝四次大考才中了進士的，這四次共取士九百一十六人，其他九百一十五人都順順利利地當了官，有的或許還很顯赫，但他們早已被歷史忘得干干凈凈，卻只有柳永至今還享有殊榮。（《讀柳永》）

“九百一十六”與“一”，這里有強烈的對比。

這是《假如毛澤東去騎馬》中的一段：當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無定所，但借得窯洞一孔，彈指一揮，就橫掃蔣家百萬兵。現(xiàn)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權，卻還不能一掃窮和困，給民飽與暖。可憐二十年前邊區(qū)月仍照今時放羊人。發(fā)展遲緩的原因到底何在？

這是“彈指一揮，改變乾坤”與“十年、二十年依舊止步不前”的數(shù)字對比。

文章需要夸張也需要嚴謹，夸張會產生無窮的幻想力；嚴謹則更現(xiàn)實、更深刻。而無論夸張還是嚴謹，都需要數(shù)字來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