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忽培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原國務院參事。著有文學傳記 《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長篇小說《雪祭》《鄉村第一書記》《同舟》、中篇小說集 《青春紀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 《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等。高慶彪/攝

“同舟啊故鄉，你這百折不撓的古老村莊，宛若黃河西岸一條渡船，我為你拜地而歌……”（《同舟》）繼聚焦脫貧攻堅的長篇小說《鄉村第一書記》之后，2024年，以中國農業現代化與鄉村振興為著眼點的長篇小說《同舟》出版，這是忽培元獻給家鄉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中國鄉村真實的奮斗變遷史。

2019年年初，忽培元曾來到《中國青年作家報》線上“青年課堂”，與青年讀者交流創作經驗：“我們要立志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成為一個能夠對得住這個時代，寫出與時代相匹配的作品的作家，就必須要對這個時代充滿感情，充滿我們自己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近日，本報記者走進了忽培元工作室。采訪當天，忽培元穿了一件紅外套，年近古稀的他聲情并茂，一口氣不停歇地講了一個多小時，那股精氣神，和他書中描繪的主人公別無二致。

致敬故土，描繪農村發展現代路

《同舟》被忽培元看作是“游子獻給故鄉的一個敬禮”，小說中的同舟村正取材于他的家鄉，陜西省渭南市大荔縣。這里地處關中東府平原與渭北高原過渡地帶，天氣晴朗的日子，“站在院子里，一抬頭就能看到南面的華山與東邊的黃河”，也是在這里，他度過了美好的童年。

直到走出家鄉，思念仍一直牽引著忽培元。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十幾歲的忽培元返回家鄉，看到的景象卻與記憶中的溫馨大相徑庭：“村落破敗，親人們都很瘦弱，大夏天在烈日下汗流浹背，似乎已不是印象中的家鄉人。”面對著貧窮落后的家鄉，那時的他不禁流下眼淚。

不過，鄉村在蛻變，這樣的情況已成為了過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大力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中國的廣大山村迎來了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如果說《鄉村第一書記》反映出鄉村擺脫貧窮、走上致富道路的狀況，那么《同舟》便更加突出地書寫了新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如果‘三農’問題解決不好，中國的現代化就會像一只有短板的木桶，水再多也裝不滿，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和振興的命脈所在。”忽培元說，不可否認的是，現代農村新的發展進程下，問題仍然存在，“城鎮化過程中擠壓了農村，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自發無序涌入城市，很多村莊變成了空殼村。但我們要看到，在傳統村落衰亡的表面下，現代化的新農村正如新芽般破土而出，蓬勃生長”。

“十月的華邑鄉間，正是景色迷人的季節。一眼望去，到處是現代化的設施農業的英姿。有各類蔬菜大棚，有各種果樹大棚和集中連片的大面積高標準糧食作物種植示范區，還有萬頭現代化養牛場和糞便經過無害化制沼處理的大型現代化養豬場……”小說中描繪的種種圖景，都是忽培元行走在家鄉與全國各地農村時的親眼所見。

《同舟》講述了10年間鄉村變遷的故事，而忽培元的創作也經歷了大約10年的準備時間。其間，他每年都會回鄉，走過熟悉的田野，看到一張張陽光下的笑臉，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新變化，也目睹了新型鄉村、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農業產業的快速發展，“到了今天，家鄉已經走在了現代化農業的最前面”。

“要做一名水手，在艱難曲折中破浪前行”

從陜西省延安地區延安縣川口公社插隊知青到國務院參事，基層底色一直深深烙印于忽培元的人生軌跡中。無論是《同舟》中的趙志強，還是《鄉村第一書記》中的白朗，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一個好干部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我知道。一些農村中棘手的問題怎么解決，我也清楚”。

不同于被中央委派到基層駐村的白朗，趙志強本是回鄉做田野調查的社會學博士，卻意外被推選為村主任，在艱難曲折的實踐中完成了從被動到主動、從“觀察者”到“參與者”“建設者”的轉變，扎根在與他血脈相連的同舟村。

在全國各地農村的一次次走訪調研中，忽培元也見過太多像這樣的年輕干部，“鄉村就像一塊磁石，牢牢吸引著那些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這里頭有志愿者，也有回鄉的青年。他們就像大樹上的枝干與樹葉，向著陽光生長，始終追尋展示自我的機遇，甚至要主動創造這種機會。”

然而，農村的現實情況遠比很多人想象中復雜，平靜的表面下，往往矛盾重重，這些在《同舟》中都有體現。一上來，趙志強就遇上了一場村民間的沖突——一位老兵砸了村里人借游戲室為名開的賭場，老支書怕事躲避，處理問題的重擔落在了他這個剛上任的村主任身上。最終，事情以他做出關閉游戲室的決定而解決。可上件事剛結束，馬上又會有新的問題涌現：因為爭土地而發生的村民械斗、抗洪救災中命懸一線、偷棗案、工地觸電事故……

“生活不是擁有標準答案的教科書，有失誤、有教訓，也會磕碰得頭破血流，但在艱難困苦中，要成長、要充滿斗志，要與舊傳統和落后習俗抗爭，才可能有發展。”這是忽培元的切身領悟，也是他賦予書中人物的關鍵課題——在同舟村的10年，趙志強帶領干部群眾，解決了眼前的一道又一道難題，克服了看上去不可能克服的困難，這也磨煉了他自身的意志與心性，使他從一名學者成長為有能力、有魄力的村主任、村支部書記。

“《同舟》中有很多激烈的矛盾，我們從不回避這些矛盾，而是迎著機遇和挑戰向前走。趙志強這個人物，便是在直面問題和挑戰的艱難前行中意識到，一名社會學家不僅是一個學者，首先應該是一個真實的生活者，是社會中的一員。”忽培元說，“我們要把自己變成真實生活中的一個水手，在風浪中勇敢搏斗，破浪前行”。

同舟村的原型，是忽培元幼時生活過的魯坡村，而他在小說中為村子取名“同舟”，這既是書名，也是貫穿全書的核心意象。“一個村子就是一條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濟，才能找到平坦的陽關大道。而掌舵的人就是我們的村干部，既要掌好舵，也要帶領大家，把勁頭調動起來。”忽培元說，“中國也是一艘大船，如何在世界的洪流中趕上潮頭，需要齊心協力，破浪前進”。

青年作家要沉到生活的底層，錨定文學的精神坐標

在《中國青年作家報》“青年課堂”的分享中，忽培元曾這樣說過，青年作者如果要立志成為一個合格的寫作者，必須比常人更有心有意地沉到生活的底層，而作家柳青先生，就是青年非常好的榜樣。60多年來，柳青的《創業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人生觀，至今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在忽培元看來，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精神的力量。

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鋼焰……他對陜西老一輩作家的名字無比稔熟，“直到現在，我們也能從前人的精神中學習和獲得很多東西，他們對待生活和時代的態度，對待人民的態度，對待土地的態度，這些都是我們永恒要面對、要學習的問題”。

“寫作的過程中，生活不斷地拷問我、為難我，同時也寬厚地啟發我、回答我，讓我在艱難中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忽培元像是一名水手，在急流與暗礁間前行，在風雨和漩渦中校準航向，手中緊握的筆便是他的船槳。

對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捧起《同舟》，忽培元緩緩開口道：“我一輩子愛文學，最開始想通過文學成名成家，后來完全是因為愛才堅持下來，現在看來，文學是一種責任，寫東西要負責任。”

采訪的結尾，他莊重寄語青年：“青年作者要廣泛地了解生活。人都是在一個坐標系統里生活的，如果只關注自己所在的這個點，而對坐標系沒有了解，寫出來的東西不會具備洞察力、不會具備歷史的縱深感，也不會具備更大范圍的典型意義。要真正了解更大范圍的生活，了解你所生活的時代、這個地球的現狀，了解得越寬泛，在寫作上就越有自己清晰的標準和發言權。另外，一定要真誠，我始終相信，真誠的文學是最富有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