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月的北京，春意在融融綠蔭里流淌。《人民文學》編輯部會議室里，一場面向讀者的促膝長談，像一把鑰匙，聯結起編與讀兩端。

4月14日上午，參加“人民閱卷·讀者回家”活動的20位讀者走進《人民文學》雜志社，與作家張楚、評論家楊慶祥，《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副主編陳濤、鄧凱，以及雜志編輯、發行人員等一起，以“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為題，暢談交流。

交流現場

火柴擦亮時，不光照亮了未知的區域，也照亮了自己的內心

“在春天這么美好的上午聊文學是多么奢侈！”張楚感嘆，他與《人民文學》結緣很早，既是《人民文學》的讀者，從事寫作之后，也轉身接續了緣分，成為《人民文學》的一名資深作者。

2000年前后，《人民文學》曾組織文學愛好者培訓交流活動，作為親歷者，那次活動給張楚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參加活動的七八十位文學愛好者當中，年齡大的年逾古稀，而張楚和年紀相仿的幾個年輕人幾乎天天“玩”在一起，結下友誼。當初一批人中，有的堅持寫作至今，其中就有業余轉專業的張楚。為期四五天的培訓中，肖復興等作家各具視野的授課讓過慣縣城生活的張楚感到耳目一新，受益匪淺。

時隔二十余年，再次回到《人民文學》參與讀者活動，張楚站上了當初仰望的“講臺”。回望創作來路，他始終覺得，從一個身居辦公室、日常寫公文的公務員，成長為專業作家，與《人民文學》幾代編輯的激勵與鞭策分不開。由于當時工作與社交占據了絕大多數時間，用于寫作的時間少之又少，只在極其有限的夜晚或無事發生的周末，才能撿起零星時間寫作，因此，那段日子里發表的短篇小說，幾乎都是被編輯步步緊逼“催出來”的。從讀者轉變為作者，看似枯燥乏味、充斥機械訓練的過程，卻暗含著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偷懶不得，也省略不得，“這像一場漫長的馬拉松，需要頑強的耐心與毅力，而在《人民文學》等文學期刊發表作品、參與活動等經歷，則像這場艱苦跋涉中的加油站，提振著寫作的信心。”

張楚分享寫作經驗

由于不少前來參加活動的讀者都有一定的寫作經驗或抱有嘗試寫作的愿望，張楚的分享便顯得尤其切中訴求。即便是像他這樣創作起點比較高的作家，在磨煉寫作的時期，仍然度過了“投稿，被退稿，再投稿”，這一不少寫作者反復經歷的過程。但在張楚看來，其中甚至包含了一種興奮的情緒，體味到一種“愈挫愈勇”的激情，“寫作對荷爾蒙分泌的刺激是無比強大的，寫作的快樂，恐怕只有患得患失的戀愛可以與之相提并論。”在張楚的經驗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寫作閱歷的加深，興奮感反而不復當初，因此，書寫自己熟悉的地域和題材，并在其中不斷開掘愈加深刻的層次，是保持寫作生命力的辦法之一。

“對縣城的書寫跟我在縣城生活的時間太久有很大關系，那種對應，像一枚紅字一樣，已烙印進我的靈魂里。”以新作《云落》為例，張楚詳細講述了他寫作中背景、人物等設定的邏輯。“很多時候我們的寫作素材來源于生活，即便不是親身經歷，不少也是親耳所聞”，這一聽起來似乎老生常談的寫作邏輯，恰恰反映了寫作的常態，“只要開個頭，我甚至沒意識到自己在寫，筆下的文字便流淌出來，一個短篇可能就此誕生了。”

這種看起來水到渠成的寫作，幾乎完全基于對生活細致入微的體察，徐則臣對此也深有感觸，“文學性的體現在于用微妙的、隱而不發的細節折射人性與人生；最大的想象力不在怪力亂神的奇觀當中，而在人們習焉不察的日常當中”。

在觀察生活、體認生活的基礎上，“對世界的看法決定了小說的風格”，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老師白描的一句話令張楚受用終生——“火柴擦亮的過程中，不光照亮了未知的區域，它也照亮了自己的內心”。在這個意義上，寫作者充當了千萬乃至億萬人的化身，他們通過寫作與世界溝通，與世界達成和解。這仿佛在茫茫大海中游泳，過程雖然艱苦，但踏上岸的一刻也將獲得無與倫比的快樂。正是這種隱秘的快樂，激勵著寫作者不斷刷新和挑戰著自我。

文學的現場不在云端，在那些沾著露水的日子里

老中青三代讀者共聚一堂的情景，讓楊慶祥感到意味深長。由文學的讀者構成，他聯想到近年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創作面貌。在楊慶祥看來，“50后”和“60后”早期出生的作家依然構成中國當代寫作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余華、莫言等代表作家，仍然占據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相當一部分流量。這一代人的寫作因為曾經遭遇過特殊歷史時期的變故，導致作家與世界保持了一種“非常緊張”的關系，這體現為苦難敘事與其輸出的“憎恨”的美學。

楊慶祥注意到，“50后”和“60后”早期的作家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甚至成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社會心理結構的一個主導方向，人們的緊張反映到文學作品當中，表現為改造世界、改變他人的渴望。直至近年，這代作家的寫作發生了明顯的轉向。莫言的《鱷魚》、余華的《文城》等作品皆在此列。

楊慶祥與會交流

隨著時間推移，寫作對世界的想象和反映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犀利苦難的，變得柔和起來。“70后”、“80后”作家構成了當下的中堅力量，他們對現實的書寫出現了“與世界和解”的一面。由于他們的寫作進程，是包含在中國改革開放整體進程之內的，其中必然也包含著改變與創造的意識，而這種改變和創造的愿望亦呈現與前輩作家的明顯不同——他們不再總是想改變世界，而更多著眼于改變自我，理順自我和世界的關系，然后“到世界去”。于是我們看到，這一代人的生命意志慢慢緩和下來了，與世界的關系也由緊張變得松弛。

當時間的坐標位移到“90后”一代人，寫作所反映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既不想改變世界，也不想改變自我”，這種“放棄的美學”在“90后”的寫作中呈現得非常具體。讀到“90后”作者作品時，楊慶祥敏銳地意識到“一個時代的精神結構業已發生變化”，與之相對應地，作家的精神結構也已經悄然發生了位移。比起先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的“入世”，道家思想逐漸占據了更多的話語空間，而這恰恰反映了我們當下社會的一種癥候，人與人之間產生了“不固定也不強化”的關系，呈現一種不斷“放棄”和“后撤”的姿態。

基于當下寫作的整體面貌，不同代際作家呈現的不同特點，楊慶祥與讀者分享了包括長篇小說、非虛構、科幻文學、地域寫作等在內的當下重要的寫作面向。對于“怎樣尋找寫作資源”，他提出“回溯東西方文化傳統”、“訓練將個體遭遇提煉為共性議題的能力”、“有效征用自己的地方性經驗，以鍛煉寫作的異質性”等幾點建議。

自由提問環節，梅雨墨、周其倫、陸梨青、安小花等讀者就自己創作和閱讀中遇到的問題，與嘉賓探討交流。

讀者踴躍提問

凝視交流現場一張張生動的臉龐、一個個具體的身影，我們有理由相信，當算法、數據、人工智能等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的熱詞，那些只在書頁間傳遞的默契，依然會在某個瞬間，與詩和遠方共振。

（攝影：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