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的文體實現了從古典到現代的解放與蛻變，各種文體之間相互滲透，新體輩出。散文詩就是一種現代的雜糅性文體形式，承繼了古代的辭賦、小品文的遺產，又將西方散文詩加以轉化。很多人先后進行了大量先鋒性的理論探索和創作實踐，促進了中國現代散文詩的發展。

中國現代散文詩從理論研究到實踐創作的扛鼎者，首推劉半農。1917年5月，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散文詩”的概念：“英國詩體極多，且有不限音節不限押韻之散文詩。”1918年，他又翻譯了印度歌者RATAN DEVI的散文詩《我行雪中》。此后，《少年中國》《新青年》《文學旬刊》上組織了多次散文詩的討論，進一步推進了散文詩研究的深化。例如，王平陵認為，由韻文詩而至散文詩，是詩體的“解放”與“進化”，能夠更自然地表達作者的深意與情感。鄭振鐸認為，“情緒”“想象”是詩歌的本質，韻律是次要的，因此散文亦可以為詩。陳敬容傾心于波德萊爾對心靈世界的呈現，指出散文詩即是要用現代文體表達現代人的心靈世界……這些貫穿于整個現代的散文詩理論建構，打破了“無韻非詩”的傳統，使得散文詩的文體在現代中國牢固樹立，也促進了文體的解放、思想的解放。

在早期的散文詩中，詩人們多關注社會問題，站在時代的高點放歌，與“五四”的時代精神相契合。通過這些作品，詩人們追求自由民主，張揚個性精神，力圖喚醒民眾，具有強烈的思想啟蒙意識。與此同時，對底層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尤為同情，揭露與批判黑暗的社會現實。劉半農、沈尹默、許地山、冰心、郭沫若、周作人等人都有異構佳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散文詩集——魯迅的《野草》問世，標志著中國散文詩的創作走向了真正的成熟。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散文詩的創作進入了繁榮期，諸多作家投入散文詩的創作，在寫法、風格、內蘊上都不斷突破。林語堂、麗尼、何其芳、陸蠡、李廣田、繆崇群、穆木天、王獨清、王統照、茅盾、唐弢、莫洛、公劉、陳敬容、郭風等人，無論創作數量還是質量都是散文詩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探索，為中國現代散文詩創作不斷開辟出新的可能。

回溯歷史，我們發現，現代意義上的散文詩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有著極為復雜的背景。在五四時期，作家和詩人們致力于向舊思想、舊傳統挑戰，努力打破傳統詩歌在語言方式和文體形式上的習慣與束縛。自由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詩的覺醒與詩的解放，進而促進與推動其它文體的變革，但是散文詩由于分段排列的文體形式，使其在字數和篇幅方面有著先天的優勢，更易于呈現自我的情思與理念。新詩的文體形式必須是自由的，而散文詩恰恰最大程度地符合了這一特質。散文詩具有分段排列、不受字數與布局方式限制的特性，這使之形成了一種適宜于現代人情緒抒發的文體形式，不僅符合“詩體大解放”的需要，更是與五四的解放精神相契合。

散文詩的詩性則屬于體裁內核的層次，也是散文詩此種雜糅性文體區別于散文的關鍵所在。散文與散文詩均可反映作者的主觀精神世界，但散文更偏向于實用主義、功用主義。鄭振鐸也指出，在表現作者的主觀精神世界時，散文是“多為解釋的”；詩歌與之相對，在展現作者的主觀精神世界之時，是“偏于暗示的”。散文詩的本質是詩，“是詩中的一體”，那么暗示性、詩性就是散文詩的體裁內核。散文詩本就帶有文體歸屬難定的身份問題，創作之時若忽略詩性的體裁內核，就會混同于散文。如何展現散文詩的詩性？現代的散文詩寫作者和理論家進行了豐富的探索。

散文詩創作強調內在情緒與外在節奏的詩性融合。郭沫若繼承與發展了傳統的“詩言情”理論，并將其發展為“情緒”詩學觀，認為“情緒的律呂，情緒的色彩便是詩。詩的文字便是情緒自身的表現”。節奏成為傳達情緒的主要方式，“文學的本質是有節奏的情緒的世界”。詩人在寫作詩歌時，需要把“情緒的自然消漲”轉化為具體可感的外在詩化節奏，用波動的詩化節奏表現內在復雜流動的思想情感，從而展現作品的詩性。詩化的節奏是散文詩的重要文體特質。情緒是內在韻律，節奏是外在形式，它們需要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一種互動的詩意張力。在創作時，通過長短句、停頓、空格、空行、復沓、排比、對稱、反復、并列等各種手段，使外在的節奏形式參差錯落、跌宕起伏。正如郭沫若指出，“節奏之于詩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們可以說沒有詩是沒有節奏的，沒有節奏的便不是詩”。

散文詩的形式是散文化的，但它必須有詩的意象和語言。在陳植鍔看來，意象是詩歌文體的核心要素，“一首詩歌中起組織作用的主要因素有兩個：聲律和意象”。詩歌是由各種意象組合而成，“意”是作家的意志、思想、情感，“象”是現實社會、自然世界中具體可感、可觸的物象，是“意”的客觀對應物。意象的構成本身就具有暗示、隱喻、象征的因素，是詩歌獨有的因子，它的應用也使散文詩具有了“暗示”的特性。與此同時，散文詩創作要注重遣詞煉句。艾青提出，“詩是藝術的語言……是飽含情緒的語言，是飽含思想的語言”。假若把散文詩的文學語言變成認知性、邏輯性的應用型語言，最終會使作品流向散文，詩性匱乏。

自新世紀伊始，散文詩創作雖然隊伍龐大，但表面繁榮的背后也呈現出很多作品詩味不足的問題。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散文詩的邊緣化地位。究其根本，這種狀況的形成主要源于作家對于散文詩詩性本質的理解和把握存在模糊與不確定，導致其作品在詩性表達上顯得不足甚至完全缺失。在《詩刊》組織的一次編輯與讀者線上交流活動中，有人問，新改版的《詩刊》開設有“散文詩萃”欄目，但似乎不是每個月份都有，原因何在？編輯的回復也很直接，很多的散文詩，達不到詩的標準。所以，一方面，編輯會努力尋找更多的優秀散文詩作者，另一方面，編輯在選稿的時候，還是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從這場對話中，我們看到，新時代的散文詩創作，需要進行“質”的突破。這需要詩人們從文體的形式、內核以及特質三個維度出發，以敏銳的文體意識來精心構思和創作作品。散文詩創作在抵制低俗化、快餐化和非詩化等不良傾向的同時，還需與當下的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相融合。作家應運用辯證的思維，深入探討和審視所表達的問題和對象。同時，作家也應擔負起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在現實與藝術的辯證統一中，自覺而敏銳地捕捉時代的脈動。只有在此基礎上，實現思想性、藝術性的統一，才能創作出真正優秀的散文詩作品，推動散文詩的健康發展。

（董卉川系青島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竇雪飛系青島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