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僅見過史鐵生一面，算不上朋友。記得是在一個聚會上，圍繞他的人很多，并沒有和他說話。印象中他很是和善，眼光里有種從容的氣韻。那時候圍繞他的朋友中，有些是共同插過隊的知青，對于他一直是愛護的。他與文壇的關系，有點像巴金，聲譽頗佳，那大概源于一種人格的魅力。他去世后，在延安開過一次紀念會，我也在被邀之列。那是我第一次到陜北，走在黃土高坡，一時百感交集。陜北的老鄉與知青，憶及幾十年前的舊事，都很激動，一些好友的發言，透露出許多有趣的細節。這些好友都挺有才華，有的是醫生，有的是研究語言的專家，還有的是知名的編輯。他們大多自學成才，與史鐵生一樣，差不多都是從苦路上走過來的。

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史鐵生能夠成為作家，也許與所經歷的環境反差有關吧。從北京到陜北，是一次逆轉，身體殘疾后，可謂一種跌落，而他鐘情的形而上學，與北京的市井氣也大相徑庭。人一旦在大的起伏里，會被拋在陌生的地方，感覺與表達，也就異于過去。在延安起伏的山路上，我理解了他的文本為何總有一股別樣的氣息。

不知道是誰組織了“寫作之夜”的活動，這些活動都與史鐵生的紀念有關。參與其間的志愿者，有的年齡很大，是老知青。形式呢，不過讀書會、報告會等。每次活動，來的青年人都很多，大家對于史鐵生的愛，是由衷的。后來“寫作之夜”組織者出版了多本紀念文集和相關的文學作品集，都很有意思。記得一個霧霾很重的冬天，在北京海淀一棟大樓里，眾人討論史鐵生與他的時代之關系，深深感動了我。我后來將這些志愿者請到人民大學文學院，作了一個系列演講，旁聽的人很多。圍繞一個逝去的作家，民間的朋友以非學術的方式，卻形成了一個學術性的論壇，想起來是少見的現象。

不能不說，史鐵生是文壇的特例。他帶給讀者的，是白話作品中一向缺失的東西。他的小說與散文的界限并不清晰，除了記敘插隊生活和親友的文字外，獨語的部分占了大量篇幅。古都生活并沒有使他染上世俗的痼疾，精神是敞開的，頭上一直懸掛著一輪太陽。在他那里，寫作不是炫耀，也非注釋外在的理念，一切都從自我的經驗出發，面對殘疾生命體驗，追問存在，反觀自身，這使他的寫作帶出一股思維罕見的靈思。

閱讀他寫北京的生活的作品，多是遠離了京味兒的色彩，筆下胡同與廟宇的調子，都不同于京中文人的描述。《秋天的懷念》《合歡樹》《故鄉的胡同》《廟的回憶》《八子》等，是脫離古老暮氣的現代性的圖畫，背景不再是皇城色彩的伸展，而被置換成亂云與落葉飄零的空間。人在苦楚中的目光和不可測的命運對抗著，妥協著，這種面向內心體驗的寫作，可能過于囿于自我的小天地，以致遺漏更為豐富的內容，但他也由此顯示了文字的深度，這些與老舍的趣味是那么不同。

1991年在《上海文學》發表的《我與地壇》，像是神曲的飄動，余音繚繞。這一篇作品忠實地記錄了自己殘疾之后孤苦的經歷，由常年坐著輪椅行走在地壇的所遇所感，沉浸式的語態，將心緒散到高遠的境地，也由此敲開了通往形而上世界的大門。《我與地壇》細致地捕捉著常人看不到的什物，諸如頹墻、青苔、飛蟲、人影……四季輪回，有時候引來出凡的幻覺，思考人的有限性以及超越有限的渴念。散文寫到了母親、中年夫婦、唱歌的青年，在與這些與己有關和無關的人物中，世界的圖景被懸掛在飄渺的思緒里。人生并不圓滿，思想是在苦難與矛盾的漩渦里的未倒的蘆葦，他意識到理性陷入茫然之地時，靈思反倒會悄然而來：“我常以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為是愚氓舉出了智者。我常以為是懦夫襯照了英雄。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這些從心靈流出的句子，在無聲息中將世俗的認知邏輯撕裂了。

由于日常經驗的受限，史鐵生后來的散文更接近于哲學隨筆，以感性的文字直逼那些神秘的存在。《“足球”內外》《說死說活》《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都是面對上蒼與凡塵的獨思獨想。《隨筆十三》就意識到了語言的局限性，人在表達什么的過程，也遺漏了什么，寫作不過是對于悖謬的存在的揭示。這與佛學不無關系，但又從佛學邊上發現了另一種隱秘：“倘一人不能成佛，眾生便未得度。眾生都若成佛，世間便無差別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他在《病隙碎筆5》中一再把筆鋒指向死亡、信念、實有這些玄妙的話題，一些體悟與現象學的觀念也有交叉之處。這些不是靠概念與邏輯的演繹，而是一種敞開的心靈對于存在的追問。比如，什么是意義，史鐵生的看法大約受到了薩特的影響，“意義不是先天的賦予，而顯然是后天的建立”。這也是魯迅的觀點，存在是不可理喻的、復雜的，而抽象則簡化了實在的本真。愛因斯坦啟示了他對于既定概念的懷疑，以及時空的體驗，從反詰與悖逆的角度，拆卸了理性之墻，從而走向未知的開闊之地。知的意義是知道自己無知，他體悟道：“當自以為是的‘知’終于走向‘知不知’的謙恭與敬畏之時，思想則必服從乃至化入靈魂和靈魂所要求的祈禱。”有理由說，小說家史鐵生在散文世界里凝視的是二十世紀的哲學界處理的難題。

史鐵生回憶早期生活與家族生活的短作，也無不是溫情的一種。文字處處表達了對于過往的尊重，以及書寫的真誠。《消逝的鐘聲》《二姥姥》《叛逆者》《老家》都是曾有的經歷的還原。有舊樓鐘聲的記憶， 神秘老人的身影，舅舅的不可思議的人生，老家撲朔迷離的遠影。在諸多回憶的文字里，省略了曲折的故事，留下的僅僅是奇特的片段，無數不可測的存在，在折疊的時空里以沉默的方式，指示著曾有的悲歡。那些引人思考的景觀和人事，似乎都是與自己有關的思想的酵母。記憶深處流淌的無奈和愛意，有時候將詞語罩上蒼涼的水霧。

我覺得史鐵生的寫作并不在乎形式的模樣，小說、隨筆、詩有時候是沒有界限的，正像文學與哲學常常沒有界限一樣。他的散文是生命頓悟的夜曲，沉郁、渾厚的句子，詰問、反轉的內省，一遍遍驅趕著虛幻之影，人生的原態以詩意的方式顯露出來。謝有順先生說，“許多人活著是關心結果，而史鐵生更看重的是過程”。這是對的。他從域外文學所得的比從傳統古文所得的東西要多得多，那些孤獨地面對上蒼的詞語，重新排列了意識的秩序，作者所處的時代的粗糙的、偽飾的審美表達，因為他的存在而顯得蒼白無力。

許多作家談到史鐵生都津津樂道。前幾日讀到李洱先生《作為一個讀者紀念史鐵生》的文章，作者說：“如果說，現代作家側重于提供知識、趣味和想象力，那么史鐵生則是向我們提供了求知方法和精神維度，以及在敘事上進行精神敘事的突破性實驗。”這一句話說得很好，他的神奇體驗里的精神漫游，讓漢語的表達，獲得了哲學的氣質。我們這些俗人，常常被外在的幻象所惑，不知身陷迷津。史鐵生深知自我的有限，他在寂寞之中，聆聽到了上蒼的聲音，而在喧鬧之所，看到了歧途。讀他的書，知道時時自省，比盲從于俗諦更為重要。如今，不是在所有的作家那里，都會獲得類似的體悟。有時候會感到，苦路人影，可能與我們內心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