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和營盤是王昆小說中最常出現的主題，這兩個主題的黏合讓他的小說表現出雙重的經驗內核，這個內核通常經由軍旅生活中的日常生活表現出其獨特性或典型性。《卓瑪戴著紅珊瑚》這篇小說中王昆以高原上的軍營作為敘述的空間背景，講述了一位青年義務兵在駐地情竇初開時的浪漫故事，以男性作家的視角用敏銳的筆觸探索了這位義務兵的內心世界，雖然故事情節并不曲折，但結尾處的陡轉成為整篇小說的點睛之筆——“我”青春的懵懂愛戀在一個時間點突然從自我的想象成為他人的現實，也只有在回憶的倒帶播放中才能捋順這段一廂情愿的愛戀，使得小說就整體而言表現為一種后視抵達的平衡。

小說從“我”的回憶開始講述，回憶的起點是“愛上一個姑娘的神圣感，就像大戰在即的那個傍晚的感覺”。小說的敘述并沒有接續這位姑娘是誰，“我”如何愛上“她”，轉而講述“我”離開家參軍到地方，被作風硬朗的排長所吸引，“排長看我是個高原娃，就把我調到他的上鋪”，這無意中增加了“我”和排長的親密度，“我”也因此成了排長的婚前顧問，誰是排長的未婚妻是“我”關心但一直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同時這個問題也成為小說設置的第一個懸念。“我”和排長更為親密的接觸從我們一起去洗澡，“我”給他搓背開始，這是一種儀式性的體驗，不僅滿足“我”作為新兵的虛榮感，也給我和浴池女老板見面聊天的機會。這位十七八歲的浴池女老板，我從第一次見她就“害怕目光犯了錯”，每次去浴池“我”和“她”共同的話題都是被稱為“黑蛋”的排長，直到“我”在軍民共建信號傳輸光纜施工過程中表現出色，手上布滿血泡被“她”來看到時，才知道她叫央吉。“我”也因此感受到了央吉對我的關愛，甚至“一天不見到她，我又心里發癢”。有趣的是，每次見到央吉，排長都瞪著眼睛，從不和她多說一句話，“我夾在中間，挺高興的。”到這里，我們不難發現“我”愛上的姑娘應該就是這位“反復咒罵排長”的央吉。

王昆的敘述中，排長和央吉若即若離甚至相互嫌棄的行為，成功蒙蔽了“我”，“我”并不想明確對央吉是否真的產生了感情，而是天真地享受自我的獨戀，尤其在手指因抓牦牛受傷后“手掌纏著央吉的頭巾，但露在外面的手指頭被央吉攥得暖烘烘的。我喜歡這樣的感覺，濕潤而柔軟”。這個沉醉的基調從不被動搖，甚至是一再地加固，仿佛我和央吉之間的曖昧是一種自命的真理，“我覺得，她是愛上我了，她表達的那些熱情，讓我很是激動”。如果說暗戀一個人是自我的戰爭，那么“我”一直在自我營造的這場戰爭中獨自快樂、激動、幸福，而且說服自己“戰斗在即，暫且放下兒女情長”。這種虛妄之感被喚醒的端倪，是排長休假去結婚了，“我”和我們都不知道他未婚妻的信息，而“我”已經許久未見心心念念的央吉，“我”準備去找她。當“我”看見“她的脖子上的那一串紅珊瑚珠子”時，暗戀的自我戰爭在這一瞬間就結束了，因為，早在為排長搓背時，“我”看到“他脖子上掛著一串紅珊瑚珠子，平時塞到襯衣里，誰也沒看見過”。之前的疑問也因此迎刃而解，排長的未婚妻就是“央吉”，“我”暗戀的愛慕對象是排長的心上人。惶惑之際，留下慌亂的“我”只一句：“小牦牛呢？”小說就此結束。

小說題目中的卓瑪在小說的行進過程中從未出現，像戈多一樣是一個懸置的主題，卓瑪在敘述中的缺位意味著這篇小說呈現出來的和說出來的部分遠沒有明確表達和間接敘述的那么重要，這應該是王昆作為寫作者有意的貯含，我們有必要審視這個有意制造的深度。《卓瑪戴著紅珊瑚》是一個寫青年情感生活及內心成長的建構小說，完成了自我對理想情感的解構，啟動小說創作的本初經驗是“我”作為青年戰士懵懂的戀愛之心，但是“我”直接的情感訴求是缺席的，所以作者以排長的愛情故事作為牽引，愛情對于個體而言是一種精神追求，其特殊性在于愛情是抵抗平庸的日常現實的最重要手段。然而，“我”和排長都身處軍營的嚴肅氛圍中，無法實現轟轟烈烈且盡人皆知的愛情追求，因此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愛情作為敘事的動力僅作為若隱若現的表述策略。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青澀青年介于外放和內斂之間錯位的單戀故事，這種錯位就“我”而言，將觸角伸向荒誕與反諷；對排長和央吉而言，是人內心沉默著的幽暗與微妙。小說的深層結構也在此展現，“我”給排長搓背時我們赤裸相見，可是越赤裸越神秘，越熟悉越陌生，那么“我”的自我指認是什么？小說在敘述中有充沛的情緒，一個視角是“我”直接單獨認識自己找到自我，另一個視角是借助央吉，間接認識我。“我”不斷地受傷，這是一種肉體的斷裂和損傷，央吉的關心彌補了這種肉體傷害帶來的精神苦楚，或者說央吉的關心是一種有效的支撐，“我”虛構并幻想著可能發生的愛情。悖論在于，“我”最深的精神痛苦恰恰是由央吉帶給我的，開門看見紅珊瑚的瞬間“我”成了自己的“局外人”，她成為“我”青春中最為灼燙的片段。所以，就結果而言，“我”是被戲謔的，“我”主動的行為表達和天真的精神表達均是一種荒誕不經的表現。

在此意義上，將《卓瑪戴著紅珊瑚》作為一個成長小說來閱讀是成立的，青年人的主要特征是走進社會，經歷情感波折，社會活動半徑慢慢擴大，也是人際關系復雜化的反映，“我”因為懂土語跟當地老鄉交流，這種情況的心理構成是對外界的好奇和對自我的確認，逞強和愛出風頭也成為這種精神狀態的主要特征，這個世界里自我是被充分肯定和理解的。因此，“我”通過多勞動多干活獲得自信與認可，也以這種方式建立與他人的聯系，“我”在這個世界中將自己對象化，在自我的內部建立起對話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體驗情竇初開和激情燃燒。這意味著“我”相信的和希望的必然會磨損，意味著“我”必然會受傷。所以，小說結尾處處理了兩個特別的意象：木門與門閂，門閂是一個開與關的形象，它的意義外延是留守與出走，門閂對“我”而言是人生意義的開始，門閂必然意味著真相大白，只是這個真相的披露是有層次的。陽光照射的主題依然美好，或許美好是由一個孤零零的人完成的，“我”并非對日常生活習焉不察，牦牛是作為一個強化的意象，再一次被書寫和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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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