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其明近照。

李國全攝

仲春時節，《紅旗頌》在第四十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開幕儀式上再次奏響。嘹亮的小號奏出穿越歷史的召喚，弦樂舒展的紅旗主題飽含熱淚的敬仰，終曲銅管樂與定音鼓再現輝煌尾聲，釋放無窮喜悅……這部首演于1965年“上海之春”的音樂作品，至今整整60年了，其歷久彌新的經典魅力，依舊動人心魄。此刻的呂其明在全場掌聲中起身致意，這是一位堅韌追求的優秀藝術家，其音樂人生如同夸父逐日。

呂其明是我尊敬的前輩，時常得以傾聽他對音樂創作的種種心得。1965年，上海音樂界渴望創作一部時代精神與藝術高度兼備的音樂作品。時年35歲的呂其明接受了創作委托，僅僅7天后，他拿出了管弦樂序曲《紅旗頌》。《紅旗頌》出手不凡，它以交響敘事為骨架，卻灌注了中國音樂的魂魄——五聲調式的主體旋律、戲曲板式的節奏變化、中國傳統樂器的音色模擬，尤其是將《義勇軍進行曲》等紅色音符綿延始終，構成革命敘事的音樂典范。當年首演即告成功。作曲家朱踐耳說，以交響化的語言謳歌了人民的革命精神。聲樂家周小燕說，主題旋律易記易傳，符合群眾化要求。讓呂其明高興的是，在公園聽到年輕人用口哨吹《紅旗頌》的旋律。他說，百姓喜聞樂見，這是最大收獲。

我曾經問：何以能在7天之內創作了這部影響幾代人的經典作品？他回答：那次創作我的情感一直動蕩，旋律是噴薄而出，沒有冥思苦想。正如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所說，藝術不是技藝，它是藝術家體驗了的情感的傳達。

呂其明10歲隨父親加入新四軍文工團，親歷民族危亡的硝煙年代；15歲時父親呂惠生在就義前寫下詩句：“忍看山河碎，愿將赤血流。”他刻骨銘心。當他提筆創作時，思緒如海奔浪涌，先烈們赤血染紅的紅旗飄揚成音樂形象，成為主導動機并延續始終，激情一瀉千里。

呂其明的創作保持這種紅色基因，他為此而自豪。“為有犧牲多壯志”的壯烈與深情，成為他音樂作品的聽覺符號和精神血脈。《紅旗頌》如此，管弦樂組曲《雨花祭》和《龍華祭》、交響組曲《使命》等亦然。有人質疑作品中的時代色彩過于強烈，會影響藝術傳達的純粹。呂其明坦然且自信：我信仰我所經歷的歷史，戰場上目睹戰友犧牲，那種為理想犧牲的場景，能點燃后來者心靈的火把。時代特征不等同于時代局限。實踐證明，《紅旗頌》等作品生命力強大，始于對革命年代的呼喚，終成跨越時空的歷史回聲和藝術經典。

呂其明的創作跨越電影音樂、交響樂和管弦樂等領域，成就卓越，鮮明之處即是民族氣派。我說：您的音樂即使再昂揚激越，總有優美旋律讓人歌之詠之。他說：我喜歡表現旋律，因為群眾喜歡聽旋律。

“音樂從民間來。”他喜歡東奔西走，在山東或在山西，去微山湖或去鹽堿地，聽民間小調或聽二胡嗩吶，“在百姓板凳上寫曲子”。這種腳沾泥巴的行吟寫作，他樂在其中。他也有“得意之處”，“在我的音樂里，你可以聽到鮮明的民間調性，但它不是特定地方的小調”。他追求的音樂民族化，是創造性轉化而不是表面裝飾。

呂其明精通西方交響樂技法，更深愛中國傳統音樂精髓。有人問他的老師賀綠汀：你的音樂修養這么深，為什么許多作品只用簡單的和弦？賀綠汀回答：“夠了。”大道至簡。賀綠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游擊隊歌》等作品皆朗朗上口，他倡導“技術為表現服務”。呂其明懂得其中道理，與其故作高深，不如明白曉暢，“老嫗能解”也是一種創作能力和傳播智慧。

《紅旗頌》“用交響樂講述中國故事”，他在管弦樂創作中滲透中國傳統樂器表達，如在再現部加入嗩吶演奏，將西方銅管的輝煌感與中國民間喜慶音色融合。他配樂的電影《鐵道游擊隊》《紅日》《城南舊事》等皆為代表性作品，旋律通俗卻不失藝術高度，聽覺標識鮮明。《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以“沂蒙山小調”為素材，加上模擬民間說書人的三弦韻味，質樸旋律飽含革命詩意。《城南舊事》采用外國曲子，但別出心裁地讓弦樂隊加上弱音器演奏，又以簫和琵琶等中國傳統樂器營造懷舊意境。他的音樂作品既登大雅之堂，又傳唱于大街小巷。

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呂其明榮獲“七一勛章”。他從北京歸來，我們上海影協幾位同志上門祝賀，只見他把閃亮的“七一勛章”與父親陳舊的烈士證書并排放著。他想告慰作為烈士的父親，“我的血管里流著父親的血”。

呂其明踐行“藝術為人民”，鑄就藝術豐碑。他極富工匠精神，《紅旗頌》從1965年首演到2019年才定稿，歷經50余次精心修改。九旬老人還冒著酷暑去樂團排練廳，逐句調整弦樂分弓技法。他奉行物質生活的極簡主義，淡泊名利，他拒絕《紅旗頌》版權私有化，放棄巨額商業授權費，“我的作品屬于人民，不需要額外的一毫一厘”。有一天他電話找我，焦急萬分，說是有地方劇團要以他為原型創作音樂劇，他不要這種“添光加彩”的名譽，希望我以組織名義出面拒絕。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

志高則言潔，志大則辭弘。呂其明的音樂人生既輝煌也樸素，其音樂沒有華彩炫技，卻因真誠而感人；他的為人不去刻意雕琢，卻因信仰而光彩。為人民而創作，做人民中間普通一員，這是呂其明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