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爾施塔姆

詩人保羅·策蘭在《曼德爾施塔姆詩歌譯后記》中，認為“曼德爾施塔姆，達到了他的同時代人無可比擬的程度，他寫詩進入一個我們通過語言都可以接近并感知的地方，在那里，圍繞一個提供形式和真實的中心，圍繞著個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時日發出挑戰”。詩人曼德爾施塔姆以“刺骨嚴寒中的燃燒”，深入到歷史生存的艱難之中，測度著個體生命追索光明的精神運行。無疑，這是一片發出奪目光輝的嚴酷的星辰，以“一個著火的頭顱”沖擊著生命劫毀的異變時刻，他的詩篇被苦澀的大地所孕育，而形成了與時間相抗衡的動人力量，在詩人、譯者王家新看來，“它們用‘借來的’時間活著，而又最終戰勝了時間”。這是一位和著“流血的沙”，進入到“豐饒的黑色沉默”當中的詩人，他在時間的灰燼之中，容留自由的差異和對于生命本身的熱望，而使得那些被“粉碎的部分形成了整體的合唱”。1934年被流放到沃羅涅日的曼德爾施塔姆，迎來了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時刻，詩人為這一片裹著霜寒與粗糲大氣的黑色大地所驚異，或許說是詩人內心關于詩、關于生命的至高信仰，于此至深地被語言的犁鏵翻開，他感受到一種久遠而切近的動人召喚，如其所示“我看見/這有限疆域中敞開的無限”。

對于那遙遠歷史時空中，曾無聲地攪動曼德爾施塔姆的翻起的沃土、靜謐平原與未被馴服的黑色大地的重負，在時隔多年后久久地重新激蕩于詩人王家新的心靈世界。結冰的河流，殘渣的空氣中，仍有升起的光和空氣中的歌唱，這躺在大地深處的“嘴唇嚅動”，而“耳廓”張開為雪所圍繞，領受命定的傾聽，詩如何向他述說艱難與忍受，“咕噥”大平原上的迷霧、饑餓與暴風雪。正是不可割舍的永久掛懷和對于沃羅涅日詩歌“奇跡”的囑望，一再引領王家新重新回到這“不是規規矩矩”的浸在黑水里的土地，在語言降生的創造性的譯寫中，續接那動人的精神運行與幸存的“呼吸的重負”。這同樣是語言持續的鍛打淬煉和莊嚴的生命承諾踐行。如今我們看到的“雅眾詩叢”《永存我的話語：曼德爾施塔姆沃羅涅日詩集》，是在此前的《我的世紀，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中“在流放地：沃羅涅日詩抄”基礎上的更新與擴展，由詩人三冊“沃羅涅日筆記本”近百首詩作構成，并附錄有阿赫瑪托娃、娜杰日達、娜塔雅書信及保羅·策蘭、柯里弗林等相關評論，體現出一種探察精神性存在的“在的地形學”。如同詩人早年于《詞語與文化》所說，“詩歌是犁鏵，它翻開時間，以使它的深層、它的黑土翻露出來”，由此詩歌的“韻律護住了他們的軀體”，指向了靈魂的拯救與存在的揭示。這其中有著“變血為墨跡的陣痛”，傾心投入的熾熱翻譯，也必然成為了一種巨大的生命感通與回應，是如策蘭所談及的“存在——為了相互存在”，而以對話的形式聯結起歷史的在場。

在曼德爾施塔姆看來，沃羅涅日這一片黑土地的“繼母平原”，陌生而獨異，廣袤而直通“海洋的核心”，接通了遼遠的天地，風與影都在承受雨雪與“更久遠的黑暗”，這是一片撫慰生命與庇護靈魂的棲息地與寄身之所。于是，在詩人的血痂凝結的地方，透露出難以抑制的興奮與復雜的情感糾葛，他的呼吸得以延伸，而沃羅涅日也成為了一種精神性存在的巨大象征，“犁頭翻起的沃土多么令人愉悅！/平原多么靜謐，已進入四月的鼓脹”（《黑色大地》），“它看上去多動人，顴骨和心是多么高，/被犁鏵翻起的閃亮泥土是多么肥沃。/大平原多么靜謐，在四月里靜靜泛綠。/而這天空，天空——你的米開朗琪羅！”（《我不得不活著》）詩人以其誠實的語言勞作，隱秘而深刻地呼應著這片本源之地，于此生與死一切都已赤裸，譯者與詩人不得不重新發明一種足以與這“金翅雀的故鄉”相對位的語言，而“勉勵撐持在暴力的大地上”，愛與悲歡，淚與苦難交織，引發著生命的赤裸與詩心燃燒，那“雙唇間的咕噥”，化為了“敏感的紫色墨水依然在寫”。

沃羅涅日成為詩人的幸存之地，歷史陰影中曼德爾施塔姆集結起語言孤絕的力量，從豐饒的生命與詩性藝術質地上，都實現了創化般的“突變”與迸發。如同詩人阿赫瑪托娃在《回憶曼德爾施塔姆》中，所指出“從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透出了空間、廣度和一種更深沉的呼吸”。可以說，詩人于沃羅涅日期間的創作，形成了一種獨異的風格，向本源與存在的敞開，生命與語言的韌性載力及其幅度，被一再延伸向遼闊的冷冽的大氣運行之中。那里是“泥濘的莊稼，風暴的吊桶”，“我的嘴里滿是空氣，/向日葵的逼人的太陽群/直接旋轉進眼睛里”（《這個地區浸在黑水里》），“滿滿一吊桶的風暴/順著鐵鏈，被鉸進黑水深處”“看：天空更高了——/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頂——/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滿滿一吊桶的風暴》）這些從精神創痛中沖撞而出的詞語，生長于詩人的“傷口”之中，為譯者靈視相接的目光所凝結，我們清晰地看到王家新在語言轉換過程中，如何挖掘并竭力激發出語言的極限潛能，以負載起詩人自沃羅涅日遙遙的“走來之語”。

于此，他聽到詩人胸腔嗡鳴的傷痛與不被歷史消化的骨刺攪動，“像是陰柔的銀子在燃燒”，“這銀制品的安靜犁鏵的/鐵尖，詩人的聲音”，令人驚異地呈現出語言閃光般的生命重量，如“啊請給我一寸海的藍色，為恰好能穿過針眼”（《日子有五個頭》），“我愿這個思想的身體——變成一條街，一個國家，/愿這燒焦的帶脊椎的遺骨，/發現自己真正的長度。”（《我將不向大地歸還……》）這些被譯者“創造之手”所傳遞的時間承受中的詩行，剖開了黑色泥土的燃燒，那嘴唇的“嚅動”和永在的“低語”，令人為之動容。同樣，是命定的力量與領受，使得詩人將放逐的詛咒化為了詩歌永恒的祝福，使得王家新攜帶著自身的精神性敏銳洞察，投入到翻譯的語言鍛打之中。我們看到在詩作《親愛的世界酵母》中，譯者與詩人是怎樣一起于漢語中熱淚相遇：

親愛的世界酵母：

聲音，熱淚和勞作——

雨水的重壓，

麻煩的釀造，

從怎樣的礦砂里可以回收

那些失去的聲音？

在乞討者的記憶里，

第一次，壕溝打開了

充滿了青銅的水——

而你將摸索著上路，每一步

都令人打戰，你既是瞎子

也是他的導游……

從“個人精神的地理學”而言，沃羅涅日廣闊的空間，實現了曼德爾施塔姆現實與精神意義上的雙重“換氣”，這里獨特的地理風貌與詩人苦難中的感受力形成了特定的契合，他早期的“世界文化的懷鄉之思”也得以延伸釋放。詩人不無希冀地寫下，“如今我被織進光的蛛網/生活在黑發、棕色頭發的陰影下——/人們需要光，需要清澈發藍的空氣”，“人們需要屬于他們自己的詩，/整天都因為它而醒著，/沐浴在它的聲音里——/那亞麻般卷曲、光的頭發的波浪……”，“我愛這霜寒的呼吸/和冬日懺悔般的水蒸氣”，他清晰地意識到被時間所賦予的生命光輝，“就像倫勃朗，光和影的殉難者，/我已進入增長的時間深處——”，“但是我的一根肋骨是燃燒的尖矛”。也正是置身于沃羅涅日大平原，重新激發了曼德爾施塔姆對于本源的進入與探求，由此他的寫作與口述，行進于存在的敞開之中，那里是“深喉音的烏拉爾，多肌肉的伏爾加”，而不可遏制地朝向了更為恒久的生命視域，“而我必須以全部的肺來呼吸你們”。這“以空氣為見證人”的創傷展翅，被大平原黑色的水光與泥土所照亮，一雙凝血的眼睛，“在充滿的光流量中，它勉力辨認著/一道黑暗、孤單的星系”，這一切的呈現都有賴于王家新深入到艱辛的淚水“辨認”中，形成帶有曼德爾施塔姆自身獨特精神氣息的語言內韻。

維克托·柯里弗林曾在《沃羅涅日的烏鴉與刀》中，認為“為了重新開始言說，曼德爾施塔姆必須如同死去一般在一段時間內化為無言大地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使語言的能量從中恣意溢出”。我們于王家新的譯文中感受到，沃羅涅日對于曼德爾施塔姆而言，意味著一種命運的“發生”及其奇異的“對位”，是詩人在“自身存在的傾斜度”中需傾注生命去領受的所在，是需用“空氣墨水”來書寫的哀歌。面對其晚期詩作《給娜塔雅·施坦碧爾》，王家新精準地指出，“一種從死亡中再次打開的創世般的視野！詩人最終達成的，仍是對愛、信念和苦難的希望本身的肯定”。幻象的大海的藍色流蘇、被大風收割的人，都匯入到了“空氣的歌唱”，向我們涌現而來的是深深地扎入沃羅涅日黑色大地的“聲音，熱淚和勞作”，終是化為了語言中的存在和大地的傾聽：

那曾跨出的一步，我們再也不能跨出。

花朵永恒，天空完整。

前面什么也沒有，除了一句承諾。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