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里念故鄉】

很長一段時間，“故鄉”在我心目中并不是一個情深義重的概念。故鄉的景象、習俗、食物、鄉音匯成地域文化，然而，地域文化會不會成為放眼四方的局限？我傾心于萬物的普遍意義，對于京派、海派之類區分相當遲鈍，更沒有興趣搜集大江南北五花八門的食譜與菜系。記住水的分子式是H2O或者勾股定理的“勾三股四弦五”即可，加上一個“故鄉”的定語又會增添哪些意義？

故鄉意識相對薄弱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始終居住在故鄉。散文之中偶爾提到“我所居住的城市”，事實上也是我所出生的城市福州。福州是一個不大的盆地，我的寓所每一個窗口都看得見鋼藍色的起伏山脈，這兒距離東海還有數十公里，大比例的地圖上看起來像是一個擱在海岸邊緣的城市。除了若干年的下鄉插隊、異地就讀，我一直居住在福州。福州氣候溫潤，雨量充沛，夏季多半有一兩次臺風登陸，進入冬天，樹木上的綠葉仍然茂密閃亮。兩千多年前，這兒是閩越國的地盤。如今閩越人已經杳無音信，這個城市居民的祖先絕大多數來自北方的移民。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原一帶的人口開始大規模南遷，一些族群扶老攜幼陸續聚攏到這個盆地安居樂業。這些移民性格之中似乎存有“說走就走”的基因。一些收不住腳步的移民漂洋過海，跨過海峽登陸臺灣，或者順風順水到了東南亞一帶。我的祖先五代時期跟隨閩王王審知，從河南的固始征戰至福州，在閩國建立之后似乎當上了掌管財政的大臣。作為一個“不肖子孫”，我的身上怎么也找不到金融家的氣質。數十年的時間，我幾度有機會移居外地，卻又陰差陽錯耽誤了。有一天我驚醒似的問自己：老祖宗那種“說走就走”的基因已經在我身上失傳了嗎？我既不想刻意浪跡天涯，也未曾承諾踞守故鄉。之所以至今棲身于那些鋼藍色山脈的屏風后面，順其自然罷了。不論故鄉還是異鄉，“此心安處是吾鄉”，心安理得就是留在這個地方的最大原因。

鱗次櫛比的高樓，明滅閃爍的霓虹燈，車水馬龍的街道，大部分城市如此相像，福州也不例外。可若是異鄉人踏入福州的地盤，便立即會陷入一個奇特的聲音世界——巷口曬太陽的老太婆、肉鋪子的老板或者水果攤的女主人正在說些什么？他們的語言似乎來自另一個發音體系。福州方言聲調低沉，口音獨特，異鄉人的耳朵將遭受嚴重沖擊。這種語言與標準的北京話相距太遠，以至于喪失了猜測的可能性。起初，我對于方言沒有多少好感，仿佛是小地方的可笑印記，不登大雅之堂。使用方言朗讀哲學著作、法律文件或者數學公式、物理學定律，會讓聽眾深感別扭。方言不適合闡述普遍的公共命題，只能在一小塊地皮上流通——只能形容本地風味小吃的口感，敘述婆媳不和的家長里短，或者用于菜市場砍價。換上一口方言，仿佛背過臉逃離公共社會，返回渺小的鄉土共同體。方言可以潛入一個地方的世俗角落，呼吸到種種煙火氣息，交談雙方顯得親密、瑣細、體貼，但是找不到氣勢恢宏的歷史。后來我才明白，這種感覺多么錯誤——方言恰恰是歷史脈絡的見證。當年中原移民陸續南下，同時帶來一波又一波的語言潮汐。各個時期的中原古音如同種子播撒在廣袤的南方土地，逐漸演變為五花八門的方言。福州方言存留大量古漢語遺跡，例如稱“你”為“汝”，“他”為“伊”，“鍋”為“鼎”，“筷子”為“箸”，“如何”為“何如”。方言吟誦的古典詩詞音韻鏗鏘，古意盎然。福州人林則徐講不好京城的官話，據說道光皇帝聲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林則徐說官話”。坊間流傳許多林則徐說官話的有趣段子。這又有什么關系？他老人家的方言口音威風凜凜，一聲令下，虎門銷煙。持一口福州方言，仍然可以闖蕩四海，放眼世界，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轉換為流利的英語，例如福州人嚴復。嚴復年少時就讀于福州的船政學堂，繼而留學英倫，翻譯了《天演論》等諸多名著。他的各種頭銜之中，翻譯家排在一個相當靠前的位置。來自福州的另一個翻譯家林紓更為神奇。他不諳外文，竟然翻譯了一百八十多種西洋小說，以至于“林譯小說”成為文學史上一個專有名詞。還原這些歷史人物的方言口音，他們仿佛悠然跨出教科書，徜徉于附近的大街小巷。這時，故鄉的形象開始在我心目中矗立。我告訴自己，故鄉是一個有歷史有故事的地方，不要自以為是，一葉障目。

故鄉產生過哪些耀眼的性格？這個問題將我的目光轉向了三坊七巷。這個區域聚集眾多名門望族，遺留數百幢古老的大宅院。林則徐與嚴復都曾經居住在這里，他們的宅院僅僅相距幾步路。穿行于窄窄的巷子，石板條鋪就的路面光滑如洗，厚厚的木門與雪白的風火墻背后鎖住無數秘密。如果說繁鬧的街道屬于城市的浮華表象，那么，街道背后的巷子往往隱藏了城市的幽深。街道上的車流、喇叭、匆匆行人、商店的櫥窗或者小攤上叫賣的吆喝無非臨時景象，寂靜的巷子細心將一些碎片收藏起來，沉淀下來，慢慢形成城市的另一種紋路。我即是在一條巷子的邊緣偶遇林覺民。這是三坊七巷之一的楊橋巷，如今已經開拓成街道。林覺民住過的大宅院就在巷口，現在是林覺民紀念館。

我在《辛亥年的槍聲》這篇散文記錄了一個意外的觸動：當我四十八歲的時候，一個只活了二十四歲的生命不由分說地闖入，擾亂了我庸常瑣碎的日子。我時常路過林覺民紀念館，那一天突然被林覺民二十四歲的面容深深吸引。他的形象既單純又復雜。黃花崗烈士義薄云天，絹帕上《與妻書》愁腸百結，國事與家事的矛盾交織在這個男人的內心，塊壘難消。林覺民結交許多俠客義士，身上涌動著逼人的英豪之氣。但是，他并非獨往獨來漂泊于江湖，而是始終放不下大宅院里的愛妻陳意映。這個人物既慷慨激昂，又兒女情長，既是一個叱咤風云的革命家，又是一個纏綿悱惻的情種，我從他身上發現了故鄉深處閃亮的性格。只要有一個林覺民，故鄉就值得放手書寫。沿著林覺民的線索，我又在三坊七巷找到了沈葆楨、沈瑜慶、沈鵲應、林旭、林長民、林徽因等一干人物。他們的歷史功績蓋棺論定，但是，他們那種神氣活現、大開大合的人生姿態仍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我終于意識到，這一批人物是故鄉對于文學的慷慨饋贈。

我曾經撰寫一篇五萬多字的散文《馬江半小時》，敘述一百多年前中法之間的馬江之戰。許多歷史著作完整記錄了晚清的這一場戰事。從清廷的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張佩綸、曾國荃到一批地方官與福建水師將士，這一場戰事涉及眾多人物，各種線索纏繞交叉，諸多傳說真偽莫辨。探索這一場戰事內部存在的空隙、懸疑和各個群體之間的落差是撰寫《馬江半小時》的動機之一。這一場戰事發生在閩江下游一段稱之為“馬江”的江面。水流湍急，煙波浩渺，閩江盤旋在這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間，成為眾多傳說與歷史人物出沒的舞臺。完成《馬江半小時》之后不久，我的寓所遷到江邊，閩江日復一日流淌在窗前。“一條大江穿城而過”不再是一句概括的形容，而是時刻可見的事實。這個事實時常敦促我必須為奔流不息的江流再寫一些什么。坐在臨江的窗口有時會恍然覺得，身后的城市正在搖搖晃晃地沿江漂浮。我知道城市的街道與綠樹之間穿插著四十多條內河，這些內河分別與閩江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親緣關系，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這條大江的消息。

我的《與大江為鄰》這本小書零散記錄了與一條大江比鄰而居的日常景象：江流，潮汐，灘涂，白鷺，碼頭，江風，洪水，拉索橋，各種型號的船只，雕像一般的釣魚者，沿著江岸跑步、跳舞與放風箏的人……離開窗口的取景框，可以尋訪下游兩岸的古炮臺，炮臺設置一道又一道火力網，封鎖來自海洋的炮艇。如果將目光轉向上游，可以看見江岸山巔的古塔，江流之中大壩攔截的水庫，淹沒在水庫下面的村落，江流途經的山間古城……可以一直上溯至武夷山眾多山脈簇擁的那一注稱之為源頭的水流。滔滔洪流，逝者如斯，然而，“江月不隨流水去”，種種歷史往事陸續沉積為地方的記憶。從武夷山到出海口，閩江的長度不過六百公里左右——長江的長度六千多公里。對于我的窗口說來，六百公里與六千公里區別不大。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寫作《與大江為鄰》的時候，我想起許多事情來：少年時代泡在江里游泳，母親與外婆曾經逃難到閩江上游的山城，父親與母親相識于江畔，后來又雙雙遷往閩江上游的一個小村落。伴隨這一次寫作的是另一個小小的自問：我的視野之中，為什么這一條大江姍姍來遲？這一派洶涌的大水難道不是故鄉之中最為顯眼的標記？

我不想過多責怪自己的遲鈍。凡事皆有時機，故鄉會找到各種機會恰當地展示自己。既然我一直住在這里，那就不必著急，耐心的等待必有所獲。我的心目中，故鄉曾經是一個符號，僅僅承擔組織句子的功能，后來演變為意識的一個焦點，承擔組織情感與記憶的功能。當然，我還有更多的期待——期待故鄉釀造與組織各種瑰麗的想象。這時，故鄉將會進一步成為文學生命的棲居之地。

（作者：南帆，系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