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我們的荊軻》劇照 李春光 攝

作為當代著名作家，戲劇文學創作一直是莫言創作中的重要一翼。其中，《我們的荊軻》《霸王別姬》《酒香》《錦衣》《鱷魚》等重要作品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央華戲劇等創排演出，引起了強烈反響。從2001年《霸王別姬》獲曹禺文學獎到2024年《鱷魚》全國巡演，莫言的創作始終與新時代中國文化復興同頻共振，這既是他的個人突破，亦是中國文學參與全球對話的重要實踐。文學如何以戲劇思維拓展邊界？戲劇如何以文學精神找到新的突破？日前，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創造：莫言戲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來自國內外文學界、出版界、戲劇界、教育界的專家學者，圍繞莫言的戲劇文學創作進行了深入交流與研討。

在戲劇創作中展現小說家的不凡功力

在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孟繁華看來，古今中外凡能成為經典的文學藝術作品都講究“不拘成法”。而莫言就是這樣的作家、劇作家。他的小說、劇作往往在法度之外，展現出文學藝術對創新的不斷追求。他以莫言的最新劇作《鱷魚》為例，談到作為劇作家的莫言所展現出的另辟蹊徑的才華與“改天換地”的藝術抱負。在他看來，莫言用戲劇的方式呈現人的欲望和人性的復雜，本身就具有極大戲劇性。大幕開啟，一個逃亡的貪官內心的豐富與痛苦被一一呈現出來。不同以往，莫言在這一人物身上涂抹的色彩是五顏六色的，體現出表現主義戲劇的特點。莫言以實驗性手法打破線性敘事，形成西方“陌生化”與中國傳統創作觀的融合，特別是劇中人最后3000字的獨白，彰顯出其戲劇創作的探索性、實驗性以及莫言作為小說家的不凡功力。

“在文學的分類越來越細的當下，一個作家對文學的認知、對世界的認知如何才能做到更好？我們是否還有另外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莫言為當代作家‘回到過去’做出了一個參考。”在《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看來，莫言的戲劇里面有對傳統文化、傳統敘事資源以及民間文學、民間文化資源的大量汲取，比如長篇小說《生死疲勞》等，就是對《聊齋志異》中短篇小說模式的“放大”。而莫言的戲劇作品也是如此，比如《錦衣》《鱷魚》等，里面有許多“聊齋”的元素。在不同文體、不同題材、不同風格的不斷轉換中，莫言從一個小說家向劇作家的身份轉變，展現了一個“大作家”對傳統的一種回歸。

讀莫言的劇作，給作為“專業讀者”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帶來了“純粹來自文學閱讀的快樂與莫大欣喜”。莫言作品中那些語言的狂歡與智慧，和作家的思考、可貴的反諷及黑色幽默等，都讓她看到了作為小說家的莫言的文學精神和文學語言的延續。“與小說會把我們帶入生活相比，戲劇讓我們感到自己既是一個閱讀者，又是一個觀察者，同時還是一個思辨者。”梁鴻認為，莫言的戲劇用高度抽象的概念和大段臺詞的語言碰撞，揭示人物內心的轉變，體現了文學家一貫的對人的存在的探討。“《鱷魚》中，人物的語言是荒誕的抽象的，莫言讓主人公內心的矛盾、巨大的不安，以抽象的帶有某種哲理性并且富有激情的戲劇語言在舞臺上進行充分表達，并給予我們巨大的沖擊，作為戲劇家的莫言，已找到了直抵觀眾內心的方法。”

打破了文學與戲劇的分界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談到，上世紀80年代起莫言寫了很多小說，在他的中短篇、長篇小說及劇作里，無論是作品的節奏、內容、形式還是人物采用的稱謂等，他的選擇與表達方式都與時代有關，都是具有時代性的。“對于莫言這一代人來說，他們所經歷的歷史形成了他們作品中的獨特的具有戲劇性的風格，對于莫言的寫法以及他為什么這樣寫，都需要日后通過大量資料的沉淀梳理來形成一個更全面深刻的看法。”

作為文學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趙萍更加關注莫言的戲劇與小說創作之間深刻的互文關系。在她看來，文學性是莫言戲劇的根基，而戲劇性則反向滋養了莫言的文學表達。莫言的小說以高密東北鄉為舞臺，很多時候人物都處在極端化的生存狀態，而這種內在的激烈沖突天然契合戲劇本質。莫言的劇本戲劇結構、人物事件以及時間線的設計非常精巧，大段臺詞能量充沛，戲劇張力很強。他的文學表達也是“感官轟炸式”的，其小說就像一場高飽和度的戲劇演出。此外，莫言作品中行為驅動的敘事邏輯與對小說內場景的濃縮調度的呈現，都帶有明顯的舞臺調度思維。同時，莫言的語言系統也非常適合舞臺化的改造。他的小說中強烈的獨白天然接近戲劇的臺詞，既有小說的心理深度又有臺詞的能量力度。小說中的語言節奏在戲劇中演變為臺詞的詩化韻律和通感式的舞臺表達，同時具有文字想象空間和表演的即時沖擊力。“莫言的創作打破了文學與戲劇的分界，他的小說是未上演的戲劇，戲劇是立體化的小說，延續著文字的隱喻系統，這種互文的本質是酒神精神的兩種呈現方式。小說用語言釀造高粱酒的烈性，戲劇用舞臺點燃嗩吶聲里的火光，兩者共同構成了莫言式的生命的狂歡。”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認為，莫言的很多劇作甚至超過了他的小說。在他看來，莫言的小說和他的戲劇作品互相抗辯、互相控制。比如小說《蛙》中，正是通過戲劇形式的加入，把這一故事改造、訓練成了一個杰出的藝術作品。還有莫言小說中活色生香的氣息，不僅來自生活，也來自他對民間戲劇的閱讀、觀看和癡迷。同時，戲劇又是一個嚴格受到時間限制的藝術，必須在固定的環境、固定的時間里把一個故事完成，因此莫言也要感謝戲劇對他的訓練和滋養，使他在戲劇的限制里實現很高的提升。楊慶祥認為，對于莫言的戲劇與小說來說，共同的文化精神底色則是深置于民族文化之中的“暗傳統”，與溫柔敦厚、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明傳統”不同，那些具有顛覆性的人的形象與人格精神，主要的藝術承載便是戲劇，莫言把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意識與精神傳統，用文藝的形式表達出來，這是他的作品最了不起的地方，而這種顛覆性來自民間戲劇，這是今天在談莫言戲劇、中國戲劇的先鋒精神時一條值得探究的精神脈絡。

他啟發我們怎樣去認識文學本身

“當莫言轉向戲劇寫作時，實際上已經在啟發我們怎樣去認識文學本身。”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談到，在莫言的創作中他真切地發現了文學在戲劇之中的存在。當下，對莫言作品的討論，大家更關注他是如何把一種小說的風格、追求與語言特色帶入戲劇中的。無論是從宏觀的角度，還是從具體作品的解讀，或是對戲劇與小說、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的討論，對莫言的戲劇資源、戲劇思想、戲劇基因的認識，以及他從小說轉向戲劇創作的審美慣性等，很多人都是從文學的角度、文學的立場、文學的思路、文學的想象去討論莫言的戲劇文學的。在賀紹俊看來，莫言轉向戲劇文學創作，是他由此找到了自己繼續前行的空間。就像貝克特，寫戲劇是因為他找到了自己前行的可能。“莫言似乎也是如此。從他的劇本創作中，我感到他似乎更加把精力放在去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以前他的小說寫得洋洋灑灑，語言那么奔放，但是當他進入戲劇，他就直接進入到了對思想的表達，通過對話直接表達他對世界的看法，我覺得這是成功的嘗試。”

《揚子江評論》副主編何同彬在交流中提出，今天，在戲劇界焦慮戲劇沒有文學性的同時，當下文學場域中戲劇精神缺失的問題也應引起注意。“新一代的讀者需要新的創作，而我們能以什么樣的資源來吸引新的讀者？”在何同彬看來，戲劇對人性探討的強度，它在戲劇空間當中瞬間凝聚起來的精神力量，反思的力度和強度，某種程度上已承擔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作為公共文化空間所承擔的功能。而在今天這個時代，文學、戲劇如果不能再提供這樣的公共空間，就將走向衰落。“在任何時代，戲劇都是屬于青年人的，這對戲劇的發展是好事，因此，戲劇已承擔了很多先鋒實驗的文學功能，未來，包括莫言的創作在內，我們如何吸引今天青年人的目光更加重要，這也是我們今天探討戲劇文學的重要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檸在總結莫言戲劇創作成果時表示，莫言的創作在縱向上連接著從古希臘開始，到莎士比亞，再到斯特林堡和奧尼爾等現代戲劇的優秀傳統，在橫向上則連接著中國民間的戲劇傳統，是莫言小說創作之外又一充滿了語言光輝的創作類型。莫言的戲劇語言典雅中有粗獷，酣暢中有節制，是他對小說敘事結構和文體“壓抑”下又沖出重圍的語言才華在戲劇舞臺上的又一次體現。他的作品同時吸納了文學和現代戲劇的創造性精神，他用作品喚醒了讀者，喚醒了觀眾，使得舞臺和觀眾、讀者和作者之間的界限消失，以自己的方式喚醒了人們對于生活和藝術的感情。莫言戲劇創作的成功，更為這個網絡時代，這個信息爆炸、短視頻吸引眼球而文學似乎要式微的時代重新注入了溫熱的激情和文學的光輝，為當代文學創作與戲劇創作提供了文學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