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非洲英語文學展現了蓬勃的創作活力，新興作家與成熟作家共同編織了一幅多元而深刻的文學圖景。在這一年中，身份認同與文化傳承、女性抗爭與自由以及歷史創傷與贖罪等主題成為作家們探索的核心議題。年輕作家們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獨特的敘事視角嶄露頭角，他們通過創新的文學形式與語言，重新詮釋了非洲的文化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成名作家們則繼續深入挖掘殖民遺產的深遠影響以及后殖民時代的復雜挑戰。通過文學的力量，非洲英語作家們正在重新定義自我、重塑身份，并在歷史的回響與未來的憧憬之間，尋找屬于非洲的聲音與敘事。

身份的枷鎖：文化傳承與自我追尋

在后殖民時代，特別是在政治和社會動蕩的背景下，非洲個人如何在現代現實中調和其文化根源與身份認同，成為了許多非洲英語作家的重要議題。尼日利亞作家佩米·阿古達（Pemi Aguda）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幽靈之根》（Ghostroots）、尼日利亞作家楚克烏布達·伊貝（Chukwuebuka Ibeh）的處女作長篇小說《祝福》（Blessings），以及加納裔英國作家卡萊布·阿祖瑪·尼爾森（Caleb Azumah Nelson）的第二部小說《小世界》（Small Worlds）（其處女作為出版于2021年的《開放水域》），都以各自獨特的敘事視角探討了這一主題。

《幽靈之根》入圍了202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獎決賽，小說集中的多個故事體現了個人身份與文化傳承的主題，作品中的許多幽靈通過母系血脈傳承：開篇的故事《顯現》講述了一段因一位女性在女兒臉上認出自己母親的面容而變得緊張的關系；《母乳》的主人公輕易原諒丈夫的不忠，卻背叛了自己母親的遺產；《想象我背著你》中的母親因一場悲慘的車禍而心神不寧，變得無精打采且充滿攻擊性，女兒不得不暫停自己的生活來照顧她；《女孩》中，一個被母親送去工作的女兒在被綁架后，必須面對母親的幽靈……故事中的人物在追求獨立與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既渴望突破家庭和社會的束縛，又無法擺脫深深植根于文化和超自然領域的影響，她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家庭的責任、社會的壓迫，甚至是來自已故親人的超自然力量所左右，小說特別突出了超自然力量與母愛的傳統意義相結合的獨特手法，呈現了文化身份如何在代際之間傳遞，以及這一過程中的情感紐帶如何變得錯綜復雜。

《祝福》的聚焦點在于個體如何在復雜的社會沖突和家庭紛爭的夾縫中尋求家庭、社會和國家層面的認同與歸屬感。小說入圍了2024年威爾伯·史密斯探險寫作獎候選名單。小說主人公奧比弗納與家人生活在尼日利亞的哈科特港市，他15歲時，父親帶回家一個年輕的男性學徒阿博伊，奧比弗納和這位學徒產生了曖昧的情愫，父親將阿博伊趕出家門，并將兒子送到一所宗教男校。在這所學校里，奧比弗納遭受著種種考驗，“在那廣闊的神學院里，他感到與世隔絕，被一種純粹而親密的平凡感所淹沒。即使他竭盡全力尖叫，也沒有人會聽到他”。在故事的前半段，奧比弗納時刻面臨“你是誰”的內心拷問，而在故事的后半段，奧比弗納則糾結于“如何在世界中確定你的道路”這一難題。

《小世界》同樣涉及自我身份的主題。該作榮獲2024年迪倫·托馬斯獎。這部成長小說跨越三年，分為三個部分，就像爵士三重奏中的鋼琴、貝斯和鼓手。第一部分中，斯蒂芬和他的朋友們剛剛結束學業，正在決定下一步該做什么。斯蒂芬的人生道路發生變化，他面臨著分離，甚至無法從他的樂器中找到慰藉。第二部分中，斯蒂芬與他的朋友一起接受廚師培訓，生活的節奏重新回歸。第三部分中，斯蒂芬休假前往加納：“最近，我感到一種渴望更多的沖動。我一直對自己是誰或我可能在哪里找到自己有一個不錯的把握，但我從未真正知道自己來自哪里。這次旅行開始了一個轉變。我的父親可能會用他自己的故事填補這些空白。我想讓他告訴我他是誰，或者他曾經是誰。我想知道他在二十歲時是誰。我想知道他的夢想是什么，他在哪里找到自由。”故事最終圓滿結束。

上述三部作品雖然敘事風格和背景各異，但都圍繞著身份認同與文化傳承這一核心主題：阿古達通過超自然元素與母系傳承的交織，揭示了代際之間的情感紐帶與文化傳遞的復雜性；伊貝通過主人公在家庭、宗教和社會壓迫中的掙扎，探討了個體如何在多重沖突中尋找自我；尼爾森通過主人公的成長與尋根之旅，展現了音樂、家庭和歷史如何共同塑造個體身份。

抗爭與重生：女性文學中的身份、權力與自由

在當代非洲英語文學中，女性作家正以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深刻的社會洞察力，重新定義非洲文學的聲音與邊界。獲得2024年凱恩非洲寫作獎的作家為來自南非的納迪婭·戴維德（Nadia Davids），獲獎作品為短篇小說《馴服》（Bridling）；獲得2023年非洲文學島嶼獎的為蘇丹作家蕾姆·賈琺（Reem Gaafar），其獲獎作品為處女作小說《滿嘴都是鹽》（A Mouthful of Salt）；另外還有博茨瓦納女作家特洛托·查馬賽（Tlotlo Tsamaase），她的處女作小說《子宮之城》（Womb City）將科幻與恐怖元素相融合，呈現了一部扣人心弦的非洲未來主義敘事作品。

《馴服》刻畫了女性在面對歷史遺留的種族創傷、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以及隱形的權力結構時所展現的堅韌與抗爭。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不僅在個人生活中努力尋找自我認同，還在社會層面挑戰既有的壓迫性秩序，試圖在破碎的歷史與現實之間開辟屬于自己的空間。故事的敘述者是一位年輕但已頗具經驗的女演員，她與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演員共同生活與工作，其中既有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也有歷經滄桑的年長者。一位年長的女演員以充滿智慧的口吻告誡敘述者：“僅僅因為他們要求流血，并不意味著你必須給。”這句話不僅成為故事的核心隱喻，也揭示了女性在面對壓迫時的自主選擇與反抗精神。凱恩非洲寫作獎評委會主席奇卡·烏尼格韋（Chika Unigwe）高度評價《馴服》，稱其為“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語言、敘事和冒險精神的勝利。它體現了凱恩獎的精神，即慶祝非洲作家短篇小說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并挑戰非洲文學的單一敘事”。

《滿嘴都是鹽》是一部深情謳歌非洲-阿拉伯女性身份與命運交織的史詩之作。小說以細膩而富有張力的筆觸，勾勒出三位蘇丹女性在四十年間命運的交織與碰撞。故事始于1980年代的北蘇丹，一個表面寧靜如田園詩般的偏遠村莊，卻在命運的捉弄下接連遭遇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悲劇。首先，村莊的平靜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溺水事件打破——蘇拉發唯一的孩子被認為是溺水死亡。蘇拉發是一夫多妻制中的第一任妻子，長期忍受著丈夫的冷漠與暴力，以及婆家的無情欺凌。緊接著，村莊的牲畜被一種神秘而致命的病毒席卷，成群的牛羊在痛苦中倒下。當村民們試圖焚燒這些牲畜的尸體時，一場失控的大火吞噬了村莊賴以生存的椰棗園。更離奇的是，一名年輕女孩在婚禮前幾天死于一場離奇的事故。在這片被悲劇籠罩的土地上，14歲的法提瑪正等待著即將公布的考試成績。她是一個叛逆的少女，對家人為她安排的近親婚姻毫無興趣。她深知，教育是她逃離村莊、擺脫命運枷鎖的唯一途徑。然而，接踵而至的災難威脅著她的計劃。法提瑪的命運與娜瑪琴緊密交織。娜瑪琴是一位幾十年前從南蘇丹嫁到法提瑪村莊的女性，她的一生被殖民政策、南北蘇丹的矛盾以及奴隸制廢除后依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所裹挾。在這片多變的土地上，三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尋求著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她們勇敢地質疑那些束縛她們的歷史與社會預設，試圖在現代化的浪潮中為自己重新定義空間與身份。

《子宮之城》是一部深刻探討人工智能、監控、女性身體權與社會階級之間復雜關系的非洲未來主義小說。故事設定在多年后的博茨瓦納，一個高度控制且資源分配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個人的身體被政府視為一種可操控的資源，而掌控女性身體的權力則成為鞏固父權結構和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工具。科技的進步使得政府能夠重新利用各種人體，這些“軀殼”被用來容納其他等待名單上的靈魂的意識。罪犯的身體則通過微型芯片進行嚴密監控，以確保他們的錯誤行為不會重演。28歲的奈拉是一名成功的建筑師，與她的警官丈夫埃利法西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然而，奈拉的身體曾屬于一名罪犯，這使得她的存在始終處于監控之下。由于奈拉可能出現的“偏差行為”，她的丈夫埃利法西被賦予了控制她精神和身體能力的權力。此外，埃利法西還掌握著一項秘密能力——通過遙控裝置激活奈拉的欲望。盡管奈拉的存在被微型芯片所控制，她仍然能夠體驗到強烈的情感，尤其是對擁有一個孩子的渴望。在經歷了一系列流產后，奈拉和埃利法西向一家生育診所尋求幫助。他們的女兒通過“精心設計”的胚胎在診所的“子宮培養箱”中成長，奈拉則通過智能手機充滿愛意地注視著嬰兒的發育過程。然而，這一看似美好的過程隱藏著一個殘酷的陷阱：如果未能按時付款，子宮孵化器會被迅速而無情地關閉。這種經濟壓力加劇了奈拉和埃利法西之間日漸衰弱的婚姻關系，而奈拉與一位富商賈尼斯的婚外情更是讓這段關系雪上加霜。一次意外事件徹底改變了奈拉的命運。在一次瘋狂飆車中，奈拉和賈尼斯撞死了一名女子。出于恐懼，他們選擇埋尸滅跡，試圖掩蓋罪行。然而，這一行為引發了一系列不可控的后果：受害者的復仇之魂從墳墓中歸來，開始追殺奈拉所珍視的每一個人。為了逃脫詛咒并確保她的孩子存活，奈拉必須在幽靈和政府的雙重追捕下，揭開受害者死亡時正在調查的黑暗政治陰謀的謎團。小說將《女仆的故事》中的政治壓迫與《逍遙法外》中的社會控制主題巧妙融合，通過奈拉的命運展現了女性在科技與父權雙重壓迫下的掙扎與反抗。

戴維德通過戲劇化的敘事揭示了南非后種族隔離時代的隱形壓迫；賈琺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蘇丹女性在歷史與社會約束中的掙扎與抗爭；查馬賽則以科幻與恐怖元素為框架，反思了女性身體自主權與科技控制的未來困境。這些小說通過不同的敘事風格——從現實主義到科幻題材——不僅揭示了非洲社會中的歷史遺留問題，還展現了女性在壓迫與抗爭中尋找自我、重塑身份的力量。

歷史的重量：戰爭與隔離中的贖罪與真相

歷史與記憶是塑造個體與集體身份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經歷過戰爭、殖民與種族隔離等深刻創傷的社會中，這種力量顯得尤為沉重。尼日利亞作家奇戈齊·奧比奧馬（Chigozie Obioma）的小說《鄉村之路》（The Road to the Country）與南非作家凱倫·詹寧斯（Karen Jennings）的作品《扭曲的種子》（Crooked Seeds）都以歷史為背景，探討了個體如何在國家與家庭的創傷中尋找自我、承擔責任并尋求救贖。

《鄉村之路》以20世紀60年代末的尼日利亞為背景，此時的尼日利亞是一個飽受歷史創傷的國家。故事的主人公昆勒無意中聽到母親說他被詛咒了。在她看來，他的疏忽導致了一場車禍，差點害死了他年幼的弟弟通德。多年后的1967年，昆勒剛剛大學畢業，得知弟弟和一個女人搬到了比夫拉。出于內疚和對弟弟安全的擔憂，昆勒自愿加入了一個紅十字會組織，這是尼日利亞人安全進入該地區的少數途徑之一。不幸的是，昆勒與團隊失散，被比夫拉士兵發現，并被迫加入其軍隊。隨著內戰的爆發，昆勒的弟弟在混亂中失蹤，昆勒被迫接受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救回失蹤的弟弟。他的尋找之旅不僅是一個生死未卜的營救行動，更逐漸演變成一段深刻的贖罪之旅，昆勒“飲盡了戰爭的苦水”，他的每一步都與他對戰爭的認知、對兄弟情誼的承諾以及對自身歷史的反思緊密相連。同時，故事也通過當地一位神秘的預言家對昆勒的預言——“死而復生”的命運，增添了神話般的色彩和哲學層面的深意。

《扭曲的種子》試圖解答在暴力與不公正中生活的后代，如何面對被遺留的集體記憶與負擔，讓讀者思考歷史的影響、民族的責任以及個體如何在負擔重重的過去中尋找出路。小說的主人公，53歲的迪爾德麗·范德文特生活在一個近未來世界，這個世界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且充斥著火災和飄落的灰燼。作為一位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婦女，她的家庭和個人生活無法逃脫過去的陰影，那些早已被遺忘的記憶逐漸浮出水面，主人公必須面對她家族的過去，他們可能對種族隔離政權下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沒有直接責任，但他們需要面對發生在他們眼皮底下的真相。小說結尾處，迪爾德麗問警官馬邦博，幾十年后的現在，追究這一切有什么意義。他回答說：“范德文特小姐，這對你來說當然很難，但你必須同意，真相必須大白于天下。置之不理就是否認和掩蓋。我們還必須考慮其他相關的人。許多家庭失去了他們的孩子，多年來一直生活在疑問和痛苦中。”

奧比奧馬通過昆勒的內戰經歷，展現了戰爭對個人與家庭的深遠影響，以及贖罪與救贖的可能性；詹寧斯則通過迪爾德麗對家族歷史的追問，揭示了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社會的集體記憶與個體責任。兩部作品都強調了直面歷史真相的重要性，無論是為了個人的救贖，還是為了社會的和解。

從身份認同與文化傳承的探索，到女性抗爭與自由的吶喊，再到歷史創傷與贖罪的反思，這一年的非洲英語文學一方面揭示了非洲社會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另一方面也回應了全球范圍內普遍關注的人類議題。新興作家以大膽的實驗精神和敏銳的時代觸覺，為非洲英語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成熟作家則通過深刻的歷史視角和細膩的社會觀察，進一步深化了其厚度與廣度。隨著非洲英語文學作品在國際獎項中屢獲殊榮，非洲英語文學的影響力正日益擴大，不僅為非洲本土的文化表達提供了豐富的載體，也為世界理解非洲的歷史、現實與未來打開了新的窗口。

（作者系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