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1日，汪曾祺在《新民晚報》發表《書畫自娛》一詩，詩中有句云：“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他的同鄉說：“汪曾祺是名副其實的好作家、好老頭。”他出生于春天。這個春天，我們讀一讀他的故事，品一品他對故鄉的情、對人的溫。

42載故鄉夢圓

1939年夏，19歲的汪曾祺淚別高郵，獨自出門求學。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昆明報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那里有他仰慕已久的沈從文。如愿考上后，讀書期間就在沈從文指導下開始發表作品，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

新中國成立后，汪曾祺發表過少量散文，因社會、文學等多方面因素，他認為自己熟悉的題材和擅長的寫作方法與主流文學均有距離，反復思考之后，他決定擱筆改行當編輯。直到新時期到來之后，他才在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時代精神感召下，60歲重返文壇，并迅速以《受戒》《大淖記事》等一組以高郵往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用別具一格的藝術手法，震動文壇，風靡全國。

高郵人讀汪曾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讀者更仔細更理解他。其中自然首先是親朋好友，包括他的小學同學劉子平。他見汪曾祺一篇接一篇寫出思鄉之作，猛然悟出汪曾祺想家了！于是寫了邀汪曾祺“回鄉看看”的信。因為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好朋友，汪曾祺在回信中把深藏在內心深處的想法和盤托出。他寫道：“我是很想回鄉看看的。但因我夏天連續外出，都是應刊物之邀去寫小說的。沒有給劇院做什么事，一時尚不好啟口向劇院領導提出。如果由高郵的有關部門出函邀請，我就比較好說話了……”

這“由高郵的有關部門出函邀請”的要求，劉子平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無法完成。他便帶著汪曾祺寫的信，到高郵縣委宣傳部，找當時正在縣委報道組工作的我商議。看了汪曾祺的親筆信，我感到事情的迫切，更感到事情的難度。當時我只是縣委宣傳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單靠我也完成不了邀請汪曾祺回鄉這樣重要的任務。我左思右想，想到了縣委辦公室負責人朱維寧，他愛好寫作，為人熱情，與我私交也很好。一開始，我只是試探性地提出問題，哪知這位朋友一口答應，令我喜出望外。他略作思考，直白關照我：“接待汪曾祺由我負責，吃住都不收錢。但你要給縣委打個報告，想一條充足的理由。”我在去找縣領導的路上緊張地思索，什么樣的理由“充足”得能讓縣領導認為值得請當時尚未譽滿文壇，而高郵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的“汪家大少爺”回鄉呢？突然，靈光一閃，我想到了現代京劇《沙家浜》！我對縣委書記查長銀說：“家喻戶曉的京劇《沙家浜》劇本的主要執筆者就是汪曾祺！”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查書記聽了這話后的驚奇神情！他問我：“這是真的？”待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他毫不猶豫地拍板：“請他回來！”

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時，汪曾祺回到闊別42年的故鄉。16日，正不分日夜在農村指揮搶收搶種的查書記，特地從鄉下趕回縣城，當晚率領縣委一班人宴請汪曾祺。這位農民出身的縣委書記不但爽朗熱情，也很細心周到。之前，他特地電話關照有關辦事人員：“請汪曾祺，要有家鄉特色。這樣一位大作家走南闖北幾十年，什么好東西沒吃過？我們要讓他吃些在大城市里吃不到的高郵菜！”果然，汪曾祺在席上吃到他在自己的《異秉》等小說中寫到過的高郵特色菜：蒲包肉、野鴨、醉蝦等，喜得連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來。

那次宴會我也參加了，是查書記特別點名的，他還當眾關照我全程陪同汪曾祺。我求之不得，這正是我深入采訪了解汪曾祺的難得機會。

汪曾祺回來了！縣領導熱情接待汪曾祺！這兩條消息很快傳遍高郵。汪曾祺每到一處，群眾都會圍上來。他最喜歡與群眾聊家常。看著汪曾祺長大的81歲的唐四奶奶，喊著汪曾祺的小名“黑子”，一把拽著他的手大聲說：“你現在混得不丑（高郵方言，意為‘不錯’）哇！”汪曾祺拱手執禮，高聲應答：“托您老的福！”話音剛落，滿街的人都樂了。

汪曾祺回鄉后，我們組織了三場讀書報告會。第一場，我們以為聽的人不會多，選擇一個可坐200人左右的“百花書場”，不發入場券，敞開大門。誰知還沒到開講時間，就涌進五六百人，有一半是汪曾祺的鄉鄰，其中有不少人是汪曾祺作品中寫到的人物原型的后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高山。他的父親是《異秉》中寫到的王二。汪曾祺還沒開講，他倒先講了：“汪先生寫的我父親，我看八分是真的，二分是假的。”坐在臺上的汪曾祺聽到了，哈哈大笑，他夸獎王高山有眼力，有水平，不失時機地接著王高山的話告訴大家：“寫小說就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世上哪來完完整整的故事呢？那二分假就是藝術虛構。”

汪曾祺回鄉的第一場報告會，就在這樣生動活潑、親切自如的氣氛中正式開始了……

呵護新人文學心

汪曾祺一度擱筆改行當編輯，使他漸漸遠離了文學創作，卻也為他后來復出文壇做了充分的準備。蓄之愈久，必有爆發，他新作迭出，呈一發不可收的喜人態勢，很快迎來個人創作的又一豐收期，不只有小說散文新作天女散花般頻頻出現在國內多家著名文學報刊上，他的新著更是一本接著一本出版，讀者爭購，十分暢銷。

但是，汪曾祺畢竟已經上了年紀，年歲不饒人，他寫的又大都是陳年舊事，先要苦思冥想很長時間，再進入藝術構思，然后用手寫，他的創作產量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漸漸地，汪曾祺著作重復出版露出跡象了。關心他的親友隱隱不安，尤其是他的老伴施松卿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是福建人，與汪曾祺是西南聯大同學，兩人因文學相戀并走到一起。施松卿是一位聰明、敏銳、資深的智慧女性，新中國成立后曾供職新華社。

1984年夏我調到省里工作后，與汪曾祺聯系方便多了，也有幸結識了施松卿。每次去京參加會議或參加活動，我都要抓緊時間去看望汪、施二老，幾乎每次都能得到汪曾祺新出的簽名贈書。有一次，我去看望汪老，他高興地拿出兩本剛出的書簽名贈我，正寫著，施松卿笑著提醒我：“建華，你仔細看一下，這本一二三四五，那本五四三二一。”汪老聽了一愣，忍俊不禁。

面對汪曾祺新時期出書有歡喜也有隱憂的實際，1986年，我萌生建議汪老出文集的想法，可是，才說了想法，他就回絕了：“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他雖不答應，但我每次與他見面還是建議他出文集。到了1992年7月，他終于松口了，并商定文集分小說卷（上下）、散文卷、評論卷（包括序跋）、戲曲劇本卷共四卷五冊。考慮到他年事已高，由他選定各卷目錄，其余按目錄匯集資料、校對乃至裝幀設計等具體事項，均由我與江蘇文藝出版社共同負責。那段日子，我隔幾天就給汪曾祺打電話，詢問他各卷目錄定下來沒有。與此同時，我悄悄關照他夫人施松卿暗中相助，還叮囑一直與他倆住在一起的小女兒汪朝幫助督促。

那時沒有微信，單位有傳真，但汪老與我家都沒有接收設備，在匯集好材料緊張排版的日子里，一切都靠電話聯系，遇有商榷事，立即給汪老打電話，他當場解答，也還方便。排《評論卷》時，我注意到汪曾祺選了11篇他為別人寫的序、評論或讀后感，其中涉及的名家是沈從文、朱自清、陳寅恪和林斤瀾四位，自然無活說；但另外七篇全是他為文學新人寫的序，此七人當時都不是很有名，都是憑借在魯迅文學院聽了汪曾祺講課這層關系，鼓起勇氣請汪曾祺為他們的第一本甚至是尚未出版的書寫序。我有點拿不準了，心想，汪曾祺在聲譽正隆時出版生平第一部文集，一下子收進7篇為無名青年作家寫的序，并與評論四位名家的文章放在一起，是否妥帖？便打電話請汪曾祺再斟酌一下，可否拿下幾篇？剛把話說完，他立即回答：“我現在就回答你，一篇不刪！”后來才知道，就在我打電話之前，有一位老作家讀了汪曾祺為一位初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寫的一篇讀后感，不以為然，說：“有這么好么？”看到這位老作家對待文學新人的態度，汪曾祺也不以為然，他公開撰文回應：“老了，就是老了。文學的希望難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歲的老人身上么？”

贈書送字見真情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高郵縣城一個富裕人家。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一生結婚三次，第一任妻子楊氏生下汪曾祺，第三任妻子任氏生下汪海珊（曾慶），兩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1940年末，我出生在蘇北里下河水鄉深處的一個貧窮落后的名叫“南蕩”的小村落。1956年夏，我與海珊同時考入高郵縣中學，分在同一個班，兩人志趣相投，第一次從他口中聽到汪曾祺的大名，以后又源源不斷地聽到他講汪曾祺的相關情況，我不僅記在心中，而且記在小本了上了。

我本可隨著汪海珊喊汪曾祺大哥，但想到汪曾祺比我年長20歲，再加上他是我早已仰慕的名作家，我喊不出口；當然可以稱他是“同志”或者“老師”，又覺得普通了一點，也有點生分……所以，公開場合或在文中，我常常稱汪曾祺為“汪老”，這個稱呼的內涵可大可小。

1993年9月，四卷五本的《汪曾祺文集》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汪曾祺第一次出文集，由我主編，汪曾祺寫了《文集自序》，他第一次鄭重地在文章中稱我是他的“朋友”。他這樣寫道——朋友勸我出一個文集，提了幾年了，我一直不感興趣。第一，我這樣的作家值得出文集嗎？第二，我今年73歲，一時半會兒還不會報廢，我還能寫一些東西，還不到畫句號的時候。我的這位朋友是個急脾氣，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緊。在他的不斷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動。

也正是沾了汪老的光，這么多年來，我與江蘇省文藝界朋友的相處毫無隔閡感，沒有陌生期，他們視我為友，我也樂意為他們辦事，為文友向汪老索字畫的趣事、軼事似可佐證。許多文友都是先愛上汪老的美文，進而愛上汪老的為人，他們了解我與汪老的親密關系后，紛紛找我，我也總是盡可能滿足他們的愿望。

有一次去他家，正好有記者在采訪，見我來了，他中斷采訪，顫顫巍巍地到書房中將我請他寫的幾幅字取了，慎重交到我手中，風趣地說：“你信中布置我寫的，都寫了，查點一下，漏了沒有？”還有一次，老作家魏毓慶突然找到我，希望得到一幅汪老的字。其時，她相濡以沫的老伴剛過世不久，我想，此時若有一幅她渴望得到的汪老的字，一定可以大大撫慰她悲傷的心，便滿口答應了。

到了北京見到汪老后，他一如往常把事先寫好的幾幅字交給我后，我說：“這次來得急，沒有寫信，還要寫一幅”，便向他介紹了魏毓慶的情況。他聽后到書房中取出一個小本子，把魏的姓名、地址記上，說：“下次寫了給她寄去吧。”于是我們接著聊別的事。但在我告別時，他突然說：“你來一次北京也不容易，還是先把準備給別人的一幅字給這位魏女士帶去吧……”

作為高郵人，我為自己與汪曾祺同鄉深感榮幸；作為文學愛好者，我為宣傳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體事，覺得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