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長民集》，陳學勇、于葵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遲暮之年讀書往往有兩大特色，一曰雜亂，二曰隨意。這兩點其實也可以說乃是一回事，沒有任何被動勉強的意思，瀟灑自如，如行云流水，流到哪里，就在那里補充一點能量。這種近乎莊子之所謂“逍遙游”的境界，非有一把年紀不易達到，長壽的優越性即在于此。

我現在讀書也正是既沒有功利目的，也沒有什么計劃，往往只因為對某一方面忽然有了點興趣，或來了一個什么偶然的機緣，就捧起一本書來很有興致地讀下去，好處是既獲得營養，又激活思想，足以防止固步自封或老年癡呆。

最近讀了一本《林長民集》（陳學勇、于葵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10月版）就頗有收獲。過去只知道林長民（1876-1925）其人是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動家（也有稱之為政治家或政客的，其義相通，只是褒貶有異），著名才女美女林徽因（1904-1955）的父親，未及“知天命”就忽然死于非命，至于他的具體情況則不甚了然，更沒有看過他的文章。讀了這本書以后才可以說，在這一個領域總算是與時俱進咸魚翻身了。

感想主要有兩點，其一，愛國主義不能狹隘化。

林長民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愛國主義者，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翻譯過一部《西力東侵史》，激勵國人勿忘國恥。當時他是一位典型的愛國青年；后來誤入政界，希望通過議會政治來促進中國的進步，這其實是做不到的，好在他的愛國熱情始終高昂不衰，對帝國主義列強一向采取強硬立場。1919年他在擔任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主任期間，聽到巴黎和會應日本方面的力爭，準備把戰敗國德國過去強占去的在我國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的信息以后，以個人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嚴正地指出，如果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他又從法理上分析說：

……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九百十八之年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于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徑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晨報》1919年5月2日，《林長民集》123頁）

合理合法，有根有據，完全可以立于不敗之地，而當時的北洋政府非常差勁，態度軟弱，無所作為，于是兩天后學生走上街頭，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就此爆發。五四運動產生了無比巨大的影響，由此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

林長民擔任外交委員本來就干不成什么事情，至此憤于政府之不作為，干脆拋棄公職，并將辭職書在報端公開發表（《自請罷免以謝日本人》，《晨報》1919年5月25日，《林長民集》124-125頁）。其文義正詞嚴，讀來令人神旺。官可以不當，愛國的原則不能丟！

值得注意的是，林長民是一位清醒的愛國主義者，他一方面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不僅自己努力學外文，稍后還帶年齡尚小的女兒林徽因去歐洲游學，后來更把她送到美國去學建筑和美術——《林長民集》中有一批書信日記涉及此事，是第一次面世的，非常好看。像他這樣來培養下一代，在當時相當前衛，效果也非常之好。學習一切先進的東西，把自己的國家搞強大，這正是清醒有效的愛國。

和林長民同期留學日本的魯迅更是一位清醒的愛國者，他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形勢日趨嚴峻的1934年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我們還是要學習日本的長處，他說：“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他又說：“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實際上的做奴才并無妨礙。”（《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一聽有人說要學外國的優點就斥為“漢奸”，這種老毛病大有糊涂蟲的氣息。

清醒者都是同樣清醒，而糊涂蟲則有種種不同的糊涂。林長民雖然已經離世一百年了，其人的格局也無從與魯迅相提并論，但他們確有相通之處，多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感想之二，編注近現代文獻很有難度。

整理出這本《林長民集》來相當不易。原始材料往往散見于各路報紙雜志，有些冷僻一點的報刊很不容易找到，能見到的或已殘缺不全；至于手跡、書信、日記的訪求尤其費事，能看到的又往往漫漶不清，辨認不易。近代人的文字多有文白夾雜好像不大通順的地方，行文的語氣同現在通行者也多有異同，要為之加標點有時竟相當為難。文本中涉及到的背景、人物不易出注，由于材料不足，也沒有工具書可用，有些地方簡直無從下手——凡此種種都是整理一般古籍時碰不到的難題。遠有遠的難處，近有近的難處，大家都不容易。

《林長民集》的整理編輯工作多歷年所，中間一度停頓，最后集合了多方面的艱苦努力才終于勝利面世。輕松愉快的讀者如我輩在樹下乘涼，非常感謝辛勤栽樹的勞動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