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卡夫卡的《變形記》面世110年。

這部首次發表于1915年的小說是卡夫卡少有的生前發表的作品，也是卡夫卡小說中最早被譯成中文的一部。

今年3月，改編自《變形記》的同名舞臺劇正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演，觀眾席上的抽泣與嘆息此起彼伏。那個變成蟲子的開頭，那種驚慌、迷茫、恐懼、孤獨的感覺，時隔110年，依然能在你我心頭回響。

“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人，他們既疲于掙扎又無力改變，他們更能共情于卡夫卡筆下的那只躺在床上起不來的蟲子。”

3月31日，復旦大學德文系系主任、教授李雙志就“卡夫卡與《變形記》在中國的傳播”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一次又一次，卡夫卡為我們提供鏡子，讓我們照見了可能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自己。”

上話版舞臺劇《變形記》劇照

（一）

《變形記》在中國的首次公開譯介可以追溯到1979年——復刊后的《世界文學》首次刊登了由李文俊先生翻譯的《變形記》。

1980年，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漢斯·馬耶爾訪華，當他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活動中被問及“誰是本世紀最重要的現代德語作家”，他的回答是：“第一是弗蘭茨·卡夫卡，其次是托馬斯·曼，第三是布萊希特……。”

在葉廷芳先生所寫的《通向卡夫卡世界的旅程》一文里，這一論斷當時“語驚四座”。

緊接著，伴隨著國內風氣大開，“卡夫卡熱”一下席卷各地。

“1980年代可謂無人不讀卡夫卡，他甚至變成了文藝青年的一個標簽。余華、莫言、殘雪等我們后來熟悉的作家，都繞不開卡夫卡。”李雙志說，其中被翻譯最早的《變形記》，更是成為了極具轟動性的文學事件，“它是卡夫卡作品中最典型的一部，大家往往會把它跟‘異化’現象聯系在一起，也把這種超現實主義的文學手法看作是現代文學的代表。”

當時國內也掀起了現代美學復興的熱潮，很多中國作家希望在單一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探索出一條更先鋒的道路，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滋養充滿了饑渴，卡夫卡無疑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靈感。

另一方面，經歷了一場浩劫后，許多人對于卡夫卡筆下的荒誕、暴力以及“異化”感同身受。

“特別是那些比我大兩輩的學者，他們的心靈創傷能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對應，產生共鳴，他們會覺得卡夫卡所寫的噩夢一般的痛苦和他們的痛苦非常相似。”李雙志說，因此1980年代的“卡夫卡熱”，既是文藝復興，又是思想解放，還是一種觸摸與面對傷痛。

（二）

到了1990年代，商業經濟呼嘯而來，文學藝術相對退潮。

簡單來說，大家都不像過去那么“文藝”了。

“卡夫卡的作品就進入了一個經典化階段。首先各類譯作、研究非常多。另一個，卡夫卡慢慢進入了我們中學的語文教材，他成為了大家公認的文學經典。”

李雙志說，這時國人對卡夫卡的接受比較固定，但在固定化的過程中，大家也漸漸遠離了那種有切膚之痛的閱讀，不再有早年的狂熱，而更多是把卡夫卡的作品當作“必讀的世界文學名著”。“像是北大的老師回憶起自己做學生，課堂上都會被老師催著讀卡夫卡，說那是大師，是典范，但大家私底下都在讀金庸。”

與此同時，隨著國內對卡夫卡的了解越來越學術化，“卡夫卡與中國的關系”也開始進入國人的視野，包括卡夫卡如何接受中國文化、卡夫卡怎么接受道家思想，等等。

“其中《變形記》也很典型，我們的教科書里就出現了《變形記》和《聊齋志異》的對照。你會發現，我們對卡夫卡的認識建立在一個世界文學主題上，而這個主題又可以與我們民族的文學產生呼應。”李雙志認為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大家是在一個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視野下去讀卡夫卡。”

（三）

耐人尋味的是，近十年，國人對卡夫卡的閱讀又開始有了切膚的感受。

“今天這個世界跌宕起伏，出現了新的戰爭，新的沖突，我們又進入了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時代。我們生活中的許多困境，資本的、技術的、社會的、家庭的……都能在卡夫卡這里找到更多的對應。”李雙志說，“一百多年了，卡夫卡為什么能流行這么久，確實是因為他的作品有非常強大的適配性和兼容性，將現代社會里反復暴露的問題以文學的形象傳遞給我們。”

于是，大家說卡夫卡是上班文學的鼻祖，是打工人的嘴替，是一百年前的預言家。

于是，卡夫卡與《變形記》在中國進入了新的火爆期。

除了最近的上話版舞臺劇《變形記》，李雙志還注意到此前李建軍導演的話劇《變形記》，以及很多小劇團所做的《變形記》改編。“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不斷重新發現自己生活中的‘異化’，這些‘異化’也刺激了很多文藝創作者，讓他們一次次把卡夫卡搬上舞臺，實際上也是呼應了這個時代大家宣泄的需求。”

在李雙志看來，卡夫卡之所以是現代心靈的代言人，他的作品之所以跨越百年經久不衰，一方面在于他對現代文明非凡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能精準地直擊現代化社會的弊病，精準地呈現我們的心靈困境并推動我們對此反思；另一方面在于他的象征性寫法，使得他的作品里總有一種能夠對應不同困苦的魅力或者魔力。

“不管在什么年代，我們都能發現自己在心理上變成蟲子的那一刻，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