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意大利文學史上，《豹》仿佛是一個秘密。其作者朱塞佩·托馬西·迪·蘭佩杜薩既是蘭佩杜薩親王又是帕爾馬公爵，一生輾轉顛沛，僅憑一部長篇小說就獲得了崇高的文學史地位，其小說本身談不上撲朔迷離，卻僅用幾個片段就為讀者渲染出一幅頗為遼闊的19世紀后半葉意大利貴族衰亡史，使讀者在雕欄玉砌的新朱顏中感受歷史的蒼茫。因此，對這部小說的閱讀和闡釋，既是文學漫步，又是歷史解密。

朱塞佩·托馬西·迪·蘭佩杜薩

“西西里干焦的土地在痛苦地呻吟”

故事發生在1860年的西西里島，彼時距法國大革命爆發的1789年已經70余年，但是大革命的光暈即便在意大利也遲遲未散：前有拿破侖兩次占領亞平寧半島留下影響至深的社會制度遺產，后有1848年革命促使意大利人深切呼喚統一的國家，及至伊曼紐爾二世時代，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第共同形塑了意大利的統一，而后者所領導的義勇軍遠征以及之后的“泰亞諾會談”恰恰是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半島南部地區并入薩丁王國的重要事件。法布里契奧親王的家族往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發生的。

誰是法布里契奧親王？他可謂是西西里島最重要貴族的領袖，其家族享受著貴族數百年來天然可以享受的榮華，高大的廳堂、華美的穿搭、佃農的“貢賦”、浩蕩的車馬，都成為親王所代表的薩利納家族的注腳。而在歷史的褶皺中，貴族必然隨城頭大王旗的變幻而消解，事實證明，加里波第“紅衫軍”的到來和本已山河日下的波旁王朝統治的確使親王家族漂泊在紅塵之中。這也自然而然使人聯想到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甚至二者所描述的關于家族衰亡的時間都具有相似之處，如果說曼的小說象征的是西方的沒落，那么《豹》則意味著西西里貴族的衰亡。

其實，家族的沒落縱然可悲，然而考慮到西西里島在加里波第登陸馬爾薩拉之后的歷史處境，薩利納家族顯然只是滄海一粟。受地理位置影響，這座地中海最大的島嶼先后受到希臘、迦太基、東哥特、拜占庭、撒拉遜、諾曼底和西班牙人的統治，對于生活在西西里島上的親王抑或其他生茲長茲思之念之的島民來說，兩千年來的風雨已然將其洗刷得滿目傷痕，加之統一進程中的流血犧牲，使巴勒莫等地再次沉浸在不分敵我的戰爭和政治陰霾中。因此，蘭佩杜薩所謂“西西里干焦的土地在痛苦地呻吟”，恰恰是風雨如晦的寫照，也凸顯出西西里不能承受的革命之重。

作為西西里的代言人之一，親王恰恰經歷了從波旁王朝向意大利王國慘烈的過渡，更具備感慨歲月飄零的資格，所以作者選擇經由他的眼睛審視西西里。在他眼中，故土豐饒，“窗外的景色炫耀著自己所有的美麗”，“就連兇惡的巴勒莫城也圍繞著眾多的修道院，安靜地躺在那里，宛如羊群臥在牧羊人跟前”，他當然深愛西西里，也對“粗俗的村民們懷有兄弟般的感情”。一旦革命來臨，“城市和橘園在這派景色中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華麗飾物”，而“干旱的、荒蕪的、不合情理的圓形山丘此起彼伏，以至無盡”，故鄉的未來陷入迷途，他又表現出深刻的無可奈何，總是為西西里發出無盡的嘆息。

“我是一個可憐而軟弱的男人”

親王的嘆息既源自對西西里歷史與未來的拳拳之心，又源自對自身及家族命運的鄉土深情。作為舊勢力的代表，深處變革的大潮之中，親王無論面對誰、面對什么都躊躇遲疑，在反反復復的思考和不確定中拉扯。這導致親王對待革命的態度相當曖昧，在多納富伽塔期間，統一的意大利宣布誕生，他既能感受到“任何其他的形式都不如這種形式”，又覺得“干巴巴宣布投票數字以及過于嘩眾取寵的言說中，一定有著什么，或者什么人死去了”，其矛盾的內心可見一斑。

一方面，身為貴族，無論社會如何發展，親王都秉持了若干年來養成的階層傳統，葆有階層的高傲甚至傲慢的原始本能，即便面對新政府的官員也要裝扮出“一點浩然氣”：“我代表舊的階級，不可避免地和波旁王朝有牽連，由于情面的關系，而不是感情的關系，和它聯系在一起了。我屬于不行的一代，它介于新老兩個時代之間，因此，跟其中的哪一個時代也不合適”，也因此，他“慷慨激昂”地拒絕了謝瓦萊的邀請，看上去極為“潔身自愛”。其“底氣”既來自作為貴族階層的慣性，又來自他身處其中所需要的浮華和虛榮。

另一方面，如親王所思，“王國（兩西西里王國）的根本利益，本階級的利益，以及他私人的利益，統統在那些雖有創傷但仍保留一定生命力的事件中消失了”，實際上他也深知，西西里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巴勒莫貴族必將走到歷史的暗角。事實證明確實如此，作者單獨以一章介紹親王病逝近20年之后薩利納的家族生活，雖物是卻人非，家族的女丁顯然支撐不起曾經的“貴氣”，想必這些都在親王的預料之中，所以活著的時候，他才會若有所思、長夜難眠，未嘗不嘆息于王朝的背影。總之，骨子里的卑微和舉止上的高傲塑造了親王對革命或變革相當茫然的態度。

那么，作為西西里貴族領袖，親王的立場應該或者需要是什么呢？縱觀從法國大革命到19世紀歐洲各國革命中的貴族，復辟者有之，沉寂者有之，消亡者亦有之，最終都紛紛走下歷史的舞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親王似乎已經深諳其道，也只能做出這樣的選擇，一句“我是一個可憐而軟弱的男人”，似訴平生不得志，所謂“可憐”，意指境遇之艱，所謂“軟弱”，慨嘆選擇之難。從歷史的維度看，也正是這種軟弱性和妥協性，在革命風雨中保全了親王及其家族。

“舞廳里，人們看到的都是金子”

雖然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但是當年的舞榭歌臺依然在這部小說中泛溢如泉涌。《豹》中《舞會》一章無疑是整部小說的高潮，也是小說關于1860年代的收尾章，蘭佩杜薩在有限的空間內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小說人物，在眾聲喧嘩中還原出一個家族最后的“榮光”，而且用了大量的筆墨言說舞廳之奢華：“舞廳里，人們看到的都是金子”，金光閃耀、豪華富麗，使那里“浮華虛榮的男男女女”充滿“肉欲的激情”，進而將整部小說的“巴洛克”風格推向極致。

意大利最不缺少“巴洛克”，17世紀之后巴洛克建筑風靡半島，奠定了世界巴洛克建筑的基礎，同時又使作為美學原則或概念的“巴洛克”跨媒介遠及雕塑、繪畫、文學領域。雖然巴勒莫是一個以阿拉伯-諾曼為主要風格的多元建筑城市，但是其巴洛克風格顯然成為蘭佩杜薩的起點。早在第一章介紹親王家族時，他就不惜筆墨，描摹薩利納家族府邸的金碧輝煌以及其間具有矯飾風格的陳設和布置，并直接指出，“每個封地都喜氣洋洋，都想直接地或間接地頌揚薩利納家族的開明的權力”，極力刻畫家族背后的“權力”。

如果說在建筑、裝飾、衣著上是巴洛克風格的自然流淌，那么在《豹》中蘭佩杜薩將巴洛克運用到一些細節則昭示出他的寫作策略。薩利納家晚餐的排場、關于家族封地的巨幅油畫、親王普魯斯特式的內心世界、青年男女墜入愛河、采藥人和神父的秉燭夜談，都被作者做了巴洛克式的“動態”處理，一些場景堪稱極端。比如親王出浴的場景，他“渾身冒著熱氣”，“水順著他的脖子、手臂、胸口、大腿往下淌著，宛如一條條溪流，就好像羅納河、萊茵河、多瑙河、阿迪杰河穿過并滋潤著阿爾卑斯山區一樣”，其中的躍動和復雜顯然已經出離于一般意義上的小說表述。

然而與文藝復興后期的巴洛克文學不同的是，蘭佩杜薩即便在塑造巴洛克，也并沒有打破20世紀下半葉意大利現實主義小說的文學準則，他不是錯彩鏤金地雕飾語言或塑造情景，而是在“巴洛克”背后塑造一種靜穆的“有用”：作為形式和內容的“巴洛克”都是一種易冷煙花的象征，以至于作者在極力描寫封地之美后不無遺憾地言明，“上述的一些封地，雖說在畫面上欣欣向榮，實際上卻已經飛逝，只不過在五彩繽紛的畫布上和在名義上留下痕跡”，顯然也意在說明，古老的奢靡和矯情早已灰飛煙滅，所存留者無非煙云而已。巴洛克，成為家族沒落的回光返照。

蘭佩杜薩的“晚期”風格

回光之一，當然是“豹”。作為具象物的豹是薩利納家族的圖騰，會出現在從巴勒莫到多納富伽塔的諸多家族建筑物上，“挺立在府邸和大教堂的門面上方，出現在那些巴洛克式的噴水泉頂端，就是在他們自己房屋里的陶制貼磚上也可以見到”。作為抽象物的豹，則是家族權勢和威嚴的象征，而曾經的親王“身材高大魁梧，體格異常健壯”，儼然是“豹”的人間肉身。之所以強調“曾經”，蓋因小說中“豹”并非永遠如親王一樣魁梧健壯，在生命的末期，他已經成為“一只孱弱的豹”，來到薩義德意義上的“晚期”。

“晚期”是一種風格，也是這種風格在小說文本中的投射，集中表現在對親王的塑造上，基于晚期風格，蘭佩杜薩為親王形象注入了無邊無際的“世紀末”情緒，以至于將其中一章命名為《親王的煩惱》。其實除了對西西里過去、現在、未來的擔憂，他尚有諸多其他煩惱。煩惱之一是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他常常失眠，深感年齡帶來的體力不支，甚至已經開始對年輕人的愛情存在某種“肉欲的妒忌”；煩惱之二是受此影響對過往的眷戀惆悵與“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矛盾，越是暮年就越感受到歲月的流逝，親王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地長久佇立目視遠方，正是矛盾的文本體現；煩惱之三是生命的歸宿與西西里的歸處在親王內心事實上已經合二為一，一旦將兩種“未來”融為一體，親王的思考就會變得愈發沉重，愈發“晚期”。

就親王形象而言，“晚期”的極端自然是死亡，所以蘭佩杜薩專門寫了《親王之死》一章。親王去世于1883年，距他出場的1860年已有23年，讀者不知道這23年里巴勒莫和西西里發生了什么，只知道親王深感生命之流不停地在體內消逝，仿佛已經張開翅膀飛向上帝：他結束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凄慘的”“像葬禮一樣緩慢的”旅行，感受到“離他而去的時間仍然風馳電掣般地在消逝”，最后終于死在了眾人的目光里。速死，是親王留給讀者的文本錯覺，一旦考慮到“晚期”在23年間對親王的折磨，速死便既是“晚期”的結果，又是親王的解脫。

更重要的是，小說中親王的“晚期”，躍出文本也就成為了作者蘭佩杜薩的“晚期”，畢竟寫完《豹》的1957年，他已值暮年。天涯孤旅、酷愛文學、草木一秋，共同塑造了他的一生，而歷史的沉思、文學的積淀、家族的深情使其在生命的盡頭用心完成一部杰作，這部杰作也幾乎成為他在現實橫軸和家族縱軸的投射。雖然親王的原型是蘭佩杜薩的祖父，但是不難推斷，作者在小說的鏡像中也可以真真切切地看見他自己。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如薩義德所言，蘭佩杜薩的“晚期”具有一種非常令人信服的本真和一種強硬的苦行原則，排除了多愁善感的懷舊。

“假如我們希望一切如故”

當然，作為沉郁頓挫的作者，蘭佩杜薩對小說及歷史的思考遠遠不止于此。作為貴族的后裔尤其是小說主人公原型的后裔，他必然在《豹》中循循喚出如《我幼年待過的地方》般諸多關于童年的記憶或創傷，這部小說也一定充溢著蘭佩杜薩若干年來的文本想象或歷史想象，寄托著他的歷史觀念。在小說隱秘的縱深處，作者經由其中各式各樣的人物或形象思考各個階層或階級對加里波第登陸的現實和歷史態度：對于采藥人來說，新政府給予他們的是賦稅的威脅；對于彼羅內神父來說，他需要為了維護薩利納家族的尊嚴描繪一幅黯淡的未來圖景。事實上，大家對革命的態度都曖昧不清，這也是采藥人不停追問神父薩利納親王到底如何看待革命的原因。

遺憾的是，彼羅內神父的答案是：“他說并不存在任何革命，一切繼續如此”，表面上看似乎暗示著親王對革命的否定態度，實際上卻是一個連采藥人都嗤之以鼻的答案，也從側面凸顯出了親王對待革命的茫然和無能為力。比之于“傳統”的親王，“現代”的唐克雷迪在革命面前略顯高明，他一出場便說出了《豹》中那句著名的箴言：“如果希望一切如故，就必須改變一切”，這句話揭示了唐克雷迪的實用主義態度。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先是加入紅衫軍，后又背叛了加里波第成為撒丁王國的軍官，投機且鉆營，卻迎來了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同時，這句話也反映了年輕的唐克雷迪對歷史變遷和權力更迭的深刻反思，頗有“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可然律思考。而比之于政治情節和歷史故事，唐克雷迪與安琪莉卡愛情的文本意義也就變得沒那么重要了。

這樣一來，蘭佩杜薩就用唐克雷迪的“一語中的”解決了親王的“優柔寡斷”的問題。跳出文本，生活在1860-1880年代的親王和唐克雷迪，與時代尚未產生“時間距離”，所以很難形成關于歷史的觀念，但蘭佩杜薩卻可以將他們這種缺失“轉嫁”到自己身上，使二人共同形塑作者的歷史觀念。實際上，在《豹》中，作為作者的蘭佩杜薩成為被分成兩半的公爵，法布里契奧親王和唐克雷迪分別承擔了他無論是靈魂還是肉身的一體兩面，以答解問，在不知不覺間告訴讀者，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不會因任何人的留戀而改變流向，我們只能適應它。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然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處于創作中的蘭佩杜薩也必然會將《豹》中言說的歷史及其家族的百年興衰與1950年代的意大利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隨著《巴黎和約》和“馬歇爾計劃”簽署以及國內政治逐漸清明，意大利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迎來了一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直接改變了意大利人的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加之早在“二戰”結束之后，意大利就開始解決南方問題，“南方”伴隨著這一輪經濟騰飛而崛起，泛起許多漣漪。蘭佩杜薩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在新社會和舊貴族的對比中，他也一定能夠感受到世界潮流的浩蕩，以至于在《豹》中只呈現悲觀主義本身，卻不對任何歷史事件或現象進行明確的評價。然而無論如何，他都在一個意大利社會的繁榮期創作出了一部重要的小說。

遺憾的是，寫完這部小說的1957年，夏風吹落了杏樹的花瓣，也吹落了蘭佩杜薩，他終未見到《豹》的出版。要不是小說家喬爾喬·巴薩尼慧眼識君，力薦出版，恐怕這部小說還塵封在歷史的褶皺之中，讀者也不會了解到蘭佩杜薩姓甚名誰。雖然福斯特說“豹子不會屈居于草莽之中”，然而蘭佩杜薩終究是死了。盡管逝水不歸，落花亦不再返枝，但意大利文學史上能留下這樣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杰作，我們也應該滿足了。

（作者系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