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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每次從上海回南陽過春節，我都要到北郊石橋鎮的張衡墓走一趟。我兩手空空，估計張衡也不會計較，但可能他會緊盯一顆后生的心，看它是否干凈、有力。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詩，中年寫散文，至今已逾四十載。盡管沒有杰出的表達，但是一支筆已經支撐起我的精神世界，如堂舍之棟梁、身體之脊椎。如果沒有寫作，我的人生路途怎樣、個人面目怎樣，與什么樣的人相遇，沉浮于怎樣的命運？幸或不幸，都難以假設。

張衡是一個跨越多個學科的偉大天才。我喜歡他留下的一個殘句：“愿言不獲，終然永思。”“愿言”，思念也，關乎一個人、一種美。它可以成為座右銘：倘若尚未擁有理想的辭采，那就窮究不輟吧。

古今中外的寫作者，都在各自制作一把尺子、一面鏡子，來衡量人世、映照自我。而制作這根“尺子”的木頭，像綠樹生長在故鄉；打磨這塊“鏡子”的銅，像礦山深藏于故鄉。每個人都是故鄉的產物，作家亦如此。不同之處在于，作家能夠以紙墨，回報那一片埋著臍帶、收留遺骨的土地——張衡回報以《南都賦》，韓愈回報以《過南陽》，姚雪垠回報以《長夜》，痖弦回報以《紅玉米》，喬典運回報以《滿票》，周同賓回報以《皇天后土》，周大新回報以《湖光山色》，梁鴻回報以《中國在梁莊》……

我的家鄉南陽，就在這一部部著作中聲傳天下、名動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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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古稱“宛”。豫、鄂、陜三省交界處的這一盆地，由伏牛山、秦嶺、桐柏山、武當山簇擁而成——在東南方向留下缺口，以接受東南大海方向襲來的云團和臺風，在自足中保持開放性。秦代修筑的東南馳道，自西北而來，越過南陽盆地，向東南蜿蜒而去，強化了整體感和控制力。其遺跡旁，則是312國道、G2滬陜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線。

伏牛山是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分水嶺，桐柏山是淮河源頭，因此南陽成為中國南方與北方的過渡帶，也是歷史上的楚漢結合部。

20世紀初，漢代畫像石相繼出土，佐證南陽在東漢時期的“陪都”地位。那些雕刻在石頭、磚頭上的線條和圖案，拙樸與細膩兼備，寫實與象征俱在，容天納地，“出生入死”，古中國浪漫不羈的精神氣息撲面而來，深受魯迅先生喜愛，他贊其“深沉雄大”。馮其庸先生稱南陽漢畫館為“另一個敦煌”。吳冠中先生在漢畫館內臨摹三日，喃喃道：“我要跪在老祖先們面前了……”

除張衡、韓愈外，歷史上，南陽涌現出一系列杰出的表達者：范曄、庾信、岑參、張祜、朱放、韓翃……

以上，就是我的來歷和背景。

如果將“故鄉”這一概念，由南陽放大至整個中原，我的來歷更加寥廓，背景更加深廣。《詩經》中的大部分篇章，生成于黃河兩岸。唐宋兩代，眾多杰出詩人出自中原，或埋骨于中原。無窮的文章，無盡的天才，像萬川流水，匯入后人的肉體和魂魄。

“在最好的時辰，我覺得自己仿佛是他們的總和，但又總是小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因為在紙上勝過他們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勝過他們。”1987年，詩人布羅茨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演講，向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前輩和寫作源泉，如此致敬。

我也總是在不斷地回溯。我不必勝過前輩先賢，只要能夠勝過昨天的自己，就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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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繼承中國文章的寬廣傳統，汲取歐美隨筆之精髓，讓漢語入時入事，保持及物性與生機，這是當代散文寫作需要回答的命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于對當時故步自封的散文狀況不滿，眾多詩人、小說家、文學批評家成為散文文體的變革者，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回想張衡，他正是出于對“漢大賦”的繁復晦澀不滿，才創造出以《歸田賦》為代表的“抒情小賦”，觸動后世陶淵明，遂有了《歸去來兮辭》這一杰作。韓愈，一個詩文并舉的偉大言說者，更是對陳詞濫調深惡痛絕，呼吁“惟陳言之務去”。這也時刻提醒我誠懇地面對巨變中的新世界，擺脫一切陳腐的修辭和腔調。

“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是極端重要的。雖然它那么小，那么不為人所知，你仍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就像拿掉一塊磚，整面墻就會坍塌一樣。”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在1925年如此教導文學青年威廉·福克納，也像在教導我。把巨變中的南陽，作為我文學長路的起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南陽，就是中國這面墻上的一塊磚，一塊刻有壯麗線條的漢磚，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凝視它、書寫它，日積月累，有了散文集《紙上還鄉》，后來這本書成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2024年度好書”之一。

去年7月，在《紙上還鄉》的新書分享會上，作家陸梅這樣說：“在這一部作品中，汗漫態度克制而深情，以小說筆法敘事，以田野調查方式在場。他以想象和追溯，豐滿和激活了我們對中原這一片土地的復雜性的理解，尤其是中國文人精神，如何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得到養育、延續和轉化。《紙上還鄉》所‘還’之‘鄉’，是一個人的故鄉，也是所有人的故鄉，這部書的意義，在于重塑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和想象。”

這一部獻給“所有人的故鄉”的書，記述了南陽的山水與歷史、人物與風物，融合了時代經驗和個人記憶。在寫作過程中，我力避俗套的贊美和濫情。南陽擁有眾多名醫、中醫院、中醫學院。《傷寒論》的作者、醫圣張仲景，生于斯、葬于斯，其墓地已成為旅游景點“醫圣祠”。而寫作，就如同診斷病癥、書寫藥方，知溫知涼。一個作家書桌上的墨水瓶或電腦，的確有著藥罐般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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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遠方去”，是治愈“故鄉之痛”的良方之一。那“遠方”，是地理意義上的南北與西東，也是時間意義上的過往和未來。一個人，即便在出生地一動不動，當他老了，坐在街角，辨別暮景中的一切，也是身在遠方了，是青春時光的異鄉人了。

故鄉慈悲，像母親，支持自己的孩子出門遠行，去異鄉長大成人。故鄉的意義，則通過游子的回首和表達，得以顯現和光大，如沈從文之于湘西鳳凰，莫言之于高密東北鄉。無論虛構或寫實，都能讓地圖上某一個被人忽視的角落，深邃動人。

我是否有能力像張衡等前賢那樣，讓南陽日益深邃動人？可能性不大。但最起碼，我能讓自身稍微生動、明亮一些吧。

14歲離開一個小鎮，在縣城讀書；17歲上大學，畢業、工作、結婚、生子；37歲離開南陽，在上海逐漸進入暮年——這就是我平淡無奇的履歷。故鄉于我而言，是最初的小鎮、縣城，是之后的南陽、中原。顯然，“故鄉”不同于“家鄉”，其版圖隨著一個人的命運延展而不斷擴張。地理意義上的“家鄉”，可借助于汽車、高鐵、飛機返回，而“故鄉”，那故去的一切，無法抵達——必須讓它在內心栩栩如生，隨身攜帶；必須擁有回憶、敘述的能力，一個人方能活下去。當他失憶時，靈魂就無家可歸了。

“此心安處是吾鄉。”在惠州、黃州、儋州度過一生的蘇東坡如是說。顯然，作家比常人所多的一點福分，就是能以筆墨構建起一己之“吾鄉”，抵抗飄零感。

在陸梅發言的那個新書分享會上，我脫口說道：“故鄉使人安定，異鄉使人自由。”這似乎是一個好句子，得到了聽眾席上零零碎碎的掌聲。

那一天，門外，上海的街頭，行人熙熙攘攘。人群中，有誰不是離開故鄉而又尋找故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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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上海最初是異鄉，是個人生活中異質、新穎、格格不入的部分。漸漸地，它與我痛癢相關。面對它，就是面對一個可能的我、新我，彼此沖突、和解、糾正。

就這樣，我漸漸完成了一部散文集《上海記》。它以空間為切入點，書寫街衢、河流、建筑物中的光陰流變和人物命運，為上海繪制肖像，重敘這座城市現代性進程之非凡、世情人煙之壯麗，但始終與個人經驗發生關系——寫我眼中的上海，就是寫生活于上海的我。我的南陽人身份、中原背景，介入上海書寫，視角和語調，也就迥異于自幼生長在這座城市的本土作家。

因此，《上海記》和《紙上還鄉》，這兩部書有了隱秘聯結，彼此可以映照、對讀。一個人的故鄉與異鄉，南陽、中原與上海，似乎消除了邊界、隔閡，渾然一體，無邊無際。

2025年，我的散文集《既見君子》也將由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這部書，起筆于中原籍的兩個文人：現代詩人、小說家徐玉諾，古文字學家、安陽殷墟甲骨文的發掘者董作賓。整部書，以10位現當代文人為書寫對象，包括作家、出版家、畫家、翻譯家、電影導演、園林學家、琴人等，敘述他們在時代變革中的非凡選擇和修為，傳揚其君子精神、赤子情懷。我也曾拜謁徐玉諾墓，它位于伏牛山以北的魯山。董作賓故居位于南陽市的長春街，離我母親家只有一千米距離。

以南陽、中原為起點，重敘前賢，讓他們在細節中復活、歸來，成為永遠的同時代人、故鄉人，一個書寫者乃至若干閱讀者，就能約略擺脫孤單和茫然吧。

在談到“詩人的散文”時，美國作家桑塔格認為：“向別人致敬，是對有關自己的描述的補充：通過他的贊賞所展示的力量和純粹性，使自己避免陷入粗俗的自我主義。在向重要楷模致敬時，作者等于是在闡述用來評判自我的標準。”我也在用散文寫作，克服粗俗的自我主義，向廣大的世界和歷史敞開、發聲。

乙巳蛇年春節前，我自上海開車回南陽，再謁張衡墓。一棵古松，斜橫著生長于墓頂，像書桌上斜橫著的一支筆，蒼綠、遒勁、硬語盤空。“揮翰墨以奮藻”，這一句子，可視作對我的新春寄語。張衡墓地旁生長著大片月季，也似乎在提醒我寫一篇“原隰郁茂，百草滋榮”的好文章。

（作者：汗漫，系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