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作家王雨的小說在故事性、歷史感和人間情這三個方面，一直都有成熟的表現。評論家王本朝稱他為“地方風情的故事高手”。正是因為善于講故事，王雨的小說具有很高的可改編度，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年輕的朋友》《產房》《十八梯》《填四川之寧徙世家》等，都顯現出不俗的手筆。

他發表于《長江文藝》2025年第2期的短篇小說《小面》，在扣人心弦的故事推進中，串聯起了一系列重慶的名勝古跡和抗戰歷史，贊美了重慶人耿介、豪邁而重情厚意的性格特征，讀來就像吃作料豐富的重慶小面一樣，暢快勁道，不能罷休。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重慶人下得最多的館子，便是面館。如果說火鍋是重慶的名片的話，小面不啻為重慶的里衣，日常、私密且有生活的溫度。從創作的材料背景而言，重慶小面是重慶作家既難以繞開又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對象。在王雨的諸多作品中，以小面為核心意象的文本，尚不多見。而這一次，作為功力深厚、世事洞明的作家，他不僅寫出了小面的色香味，還借小面的方便之門，再現了重慶這片土地上廣闊的人文歷史風景。

《小面》篇幅雖短，卻用相當經濟的筆法，刻畫出生動的人物群像。主人公俞吉發，為人勤勞踏實，他的爺爺、曾爺爺都是做小面的高手。作為新一代掌柜，他“把山城巷的‘重慶小面館’辦得風生水起”。與俞吉發心心相印的佟燁則是一名導游，這個角色在情節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尋寶之旅進入困局時，往往是她的提醒，讓俞吉發有了新的方向和動力。除了這對情侶，小說還塑造了有戀愛關系的小妹和石明聰，以及偵探般的老米、“棒棒”李有生、過著隱居生活的拓片大師伍大爺、賣保險的丁帆等人。這些人或是街坊鄰居，或與“牌匾”有著更為盤根錯節的歷史關系。他們一個個“你方唱罷我登場”，難得的是，每個人都面目清晰、血肉生動、來去明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些九行八業、性格各異的人湊在一起，必然要發生故事。更準確地說，必然是因為某件事，這些人才會湊到一起。《小面》的主要情節，就是俞吉發對一塊失竊的祖傳匾牌的尋找。這塊匾牌正面鐫刻了俞吉發曾爺爺寫的“小面詠嘆”。用太平門字畫店老板石庸儉的話來說，匾上“小面詠嘆”四個字“狂如旭素，咸臻神妙”。抗戰時期，匾牌在重慶大轟炸中遺留下來，俞吉發曾爺爺感于山河破碎，憤而在匾牌背后又寫下了“愈炸愈強”四字。如此一來，該匾牌不但有了藝術價值，更承載了一段悲壯的歷史記憶。

敘事在很多時候是延宕的藝術。《小面》尋找匾牌這一神秘事件，以揭秘的敘事模式，持續在讀者心中營造疑惑，吸引讀者讀下去。為了能夠找到匾牌，俞吉發不得不依據有限的線索，四處去向人探聽消息。佟燁是他的一個有利幫手和推動力量。在兩人尋找匾牌的波折里，敘述中次第出現了伍大爺、李有生、丁帆、石明聰等有淵源的角色，直到小說結尾，才真相大白。小說以頗富張力的戲劇性，實現了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論說的“突轉”和“發現”的詩學效果。

當小說選擇以俞吉發為主角時，作者就犧牲了“那超越直接場面限制的自由”（見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不得不受到俞吉發的性格、視野和經驗的限制。正是基于這種自我限制，敘事才生成系列因果鏈條，真相的延宕才成為可能，讀者也才能產生一種急于探尋真相的心理機制。對于俞吉發而言，尋找過程是一種手段，找到匾牌才是目的；對于讀者來說，尋找匾牌的過程則是一種審美化的體驗過程，目的與手段便顛倒了過來：這也是日常生活和藝術欣賞的區別所在。

王雨的歷史小說中始終關注時代洪流中的個體命運和與之相應的情感力量，在《小面》中，也灌注著深厚的情感意蘊。匾牌的傳承既是一個社會和歷史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情感和情懷問題。正是祖輩親情的血脈流傳、對重慶地方的心靈認同、對民族創傷的刻骨銘記，才讓匾牌身上所附著的“歷史”具備了感人至深的力量，進而賦予了歷史以溫度、感情和意義。

作為物的匾牌本身并無情義，它的情義來源于人與事的附加，并且它的情義“增值”并沒有因為前塵往事的遠去而停滯。俞吉發尋找匾牌的過程，也是接近與發現一顆顆鮮活心靈的過程。即使小說中存在一定的沖突，卻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意義上的“反派”，這是因為他們背后都有飽滿的情感支撐。只不過，情感結構影響著環境和命運，而環境和命運卻又是情感結構的產物。出于個人處境和整體歷史的種種局限性，《小面》中有的角色及其行為能夠得到我們的贊賞，而有的角色只能得到我們的理解或同情。

重慶是一座重情義的城市，重慶小面里也有熱氣騰騰的市井人情味。王雨從一碗重慶小面里，構想出了浩蕩的歷史煙塵，并且通過一種延宕的敘事手法，為他筆下的人、事、物賦予了深厚的情義。該小說已被作者改編為電影劇本，且與“重慶鼎盛影業公司”簽約并申報電影拍攝批號，我期待能在電影院的大熒幕上看到這個曲折、豐滿而觸動人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