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須用一個詞語來概述我對林檎小說的閱讀感受，那便是“少年感”。讀他的小說，你會不由生發出王小波《黃金時代》中王二的自豪，“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抑或巴別爾《我的第一筆稿費》里的憂郁，“住在梯弗里斯而又遇上春天，出娘胎已二十年卻又沒有情人”。是的，這就是少年意氣，不論是目空一切還是孤獨痛苦，都帶著讓人羨慕的青年人才會有的激流與純粹。他身上有一種久違的沖撞力量，這種力量不見得能帶來所謂成熟作家深潭照物的震撼，卻必然帶來長河激浪的自信與顛覆意志。

一、他用自己的“偉大傳奇”來“整頓職場”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作家林檎自有其“吳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便是他“從菜市場、公交站、小區保安亭里發掘出的‘偉大傳奇’”。依此出發，我冒昧揣測，林檎所鐘情的理想作品，應該是來自狄更斯、歐亨利、奈保爾、卡佛等作家所開創的書寫日常瑣隙間社會危機與人性光亮的現代世俗文本。而在此之外，他那干脆利落的運筆手法，又讓人感到一種來自90后的打破原有秩序與捍衛道德律令的“整頓職場”的強勁力量。

林檎來自巴蜀地區，巴蜀多才俊，是不爭的事實。閱讀林檎，會讓我直接想到1980年代中期巴蜀地區意氣風發的青年詩人們，想到莽漢主義的粗糲豪放，想到“四川五君”（歐陽江河、柏樺、翟永明、鐘鳴、張棗）的各懷奇技。而這其中，最讓我感觸深刻的是他接近同鄉（二人皆來自川渝）歐陽江河的干脆利落。閱讀過程中，我甚至無數次想到歐陽江河的代表詩歌《手槍》來：“手槍可以拆開/拆作兩件不相關的東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槍/槍變長可以成為一個黨/手涂黑可以成為另一個黨……”在我看來，林檎便具備這種藝術領域中自由“拆卸”及“組裝”手槍的稟賦。

這種稟賦，首先來自于他的藝術敏感性。當然，這種敏感性一方面源于繆斯女生的天然贈與，另一方面或許更多來自日復一日浮躁乏味卻急需耐心的藝術鍛造。在文學的跋涉征途上，林檎是有故事的人。正是出于真誠的熱愛，那些默默無聞的日子里，承載了他搭建自我藝術格式塔的最美時光。

在林檎經歷了近百個小說的不斷調適后，展現出了較好的藝術稟賦。在我看來，這至少表現在三個互為犄角的維度上。其一，極強的短篇意識。在小說創作上，有這樣一句行話：“給我三個好的故事，給你一個好的中篇。”這句話，意在強調小說中故事點的重要性，這有些類似于接受美學家姚斯所倡導的或隱或顯的期待視野。可以說，在林檎的幾乎所有近作中，你很難找到“和稀泥”式的藝術構筑。在每一個不足萬字的小短篇中，他都會明確地植入兩到三個故事點，并通過逐漸強化的方式，層層遞進地生成自己的“重拳”，帶給你痛愛交織的藝術沖擊力。其二，他還有著獨屬于自己的“看世界”方法。在此層面，批評家李蔚超獨具慧眼，并將其概括為“城市微觀史”。而林檎的“城市微觀史”其獨特之處在哪里呢？在我看來，突出之處在于對凡俗大地上未被社會秩序“格式化”的一個個錚錚靈魂的書寫。事實上，林檎作品中的人物太有個性了，這種個性滲透于言語與行動體系的方方面面。比如從言語來看，在《菜鱘》中，當莫曉貝收到了爺爺送來的菜鱘（公蟹），不由疑惑地問道：“小螃蟹班上沒有女同學嗎？”在《尺蠖》中，面對暈倒的母親，喬家姐妹有了如是對話：“趕緊回去看看你媽，喬安說。你媽，喬麥反問，難道不是你媽？”而在《萌牙》中，面對生出的智齒，30歲的老師和自己的學生一起掩埋，并祈禱牙仙子讓其發芽。在這些鮮活的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有別于傳統現實主義的人物構筑。這些少年的天真與智性，會給我們帶來別一種來自新生代際的、感同身受的泯然一笑抑或情感認同。

除此之外，林檎更厲害的“城市微觀史”的“偉大傳奇”書寫的第三特點，集中表現在他那爆發野性的解構能力。關于這點，我將重點聚焦于《當代》第一期的兩部作品：《徙木史》和《夜巡》。

二、《徙木史》PLUS《夜巡》：如何對現實正面強攻

當然，這里的PLUS，不惟表征“我和你”式的根脈相連，還征兆著一種《大佛普拉斯》一樣副文本式的無奈與解構。因為早在19世紀，天才詩人蘭波就用青春敏感的心靈吟唱出了“生活在別處”的真諦。在經歷了大工業浪潮后的今天，我們無疑處在席勒美學視域中“感傷的詩”的現代景觀社會。在此社會，你已經很難觸及生活的本質，甚至會時時感受到生活的儀式化。你更不可能觸及歷史的本質，而只能在娛樂喧囂中感受到一場場草臺班子的演繹。對此世界，林檎顯然有清醒認知。如果說在剛剛出道時，他的部分作品更多體現在戲謔與反詰兼具的迂回式個體“黑色幽默”。那么，在《徙木史》與《夜巡》兩部作品中，他顯然懷有試圖處理宏大主題與社會隱疾的抱負。

在《徙木史》中，那棵銀杏樹見證了歲月的滄桑變遷，從美國飛機墜落被喚醒，到歷經土改、拆遷等一系列事件，其命運與莫家以及江城緊密交織。它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卻因人類社會的發展，被迫不斷遷徙。在面對莫識途的強拆時，老莫奮起反抗，像一頭捍衛領地的野獸，與代表權力和利益的拆遷隊展開搏斗。曾經親密的父子關系，因利益沖突變得劍拔弩張，現代社會中金錢與權力的強大力量，讓人們逐漸迷失自我，背離了最基本的情感和道德準則。而最后那棵被移植城市的老樹的逃離，更表明了一種反抗規訓的決絕。

而在《夜巡》中，保安隊長莫識途看似風光，實則深陷生活的泥沼。他利用職務之便，出租閑置車位謀取私利，還拉著“我”一起進行所謂的“夜巡”，發現“違規行為”進而獲取利益。在此過程中，無數偷情與背叛，直指失落了道德的世道人心。而當他與兒子的矛盾爆發，被兒子的行為傷透心后，變得像個落魄的叫花子，在車庫里被人羞辱。他的遭遇，反映出底層眾生在面對復雜社會面前的迷惘與無奈。

值得注意的是，兩部小說中作為“楔子”的獨特性。無論是違背自然的樹木遷徙，還是夜晚巡邏的選取，均在暗示一種“反常理”的悖謬。這種樹的反抗與人的扭曲，本質而言均以一種邊緣化的話語，直抵林檎這一90后所理解的現代江城世界的瘋狂與荒謬。在此，江城已然失去了莫言、蘇童、閻連科等老一輩作家那或多或少富有故鄉情節的緬懷，而映射出喪失了安全感的少年們的內心驚悸，更像是卡夫卡筆下那讓人捉摸不透的現代城堡。如果說，林檎這種富有野性的現代爆破，意在營造一種被遮蔽、壓制聲音的狂歡，那么此種狂歡的關鍵性在于其提供了一種可供狂歡的場域空間，以及主角們以何種姿態登場，并在對話與碰撞、融合與分離之間寄予其話語表達。

這，在本質上還是一種有效對話現實的問題。事實上，這一問題在諸多前輩作家那里有著個體性的實踐。而就林檎目前所發表的有限作品來看，他尚未躍出社會問題小說的界限，這也體現了他的志趣所在。那便是，在“江城”世界中，實現自己“閃爍出些許契訶夫般的悲憫和隱忍”（“伏筆計劃”頒獎詞）的小人物書寫。在此層面，在其富有野性的江城藝術構筑中，主要還是依托于富有辨識度的人物上。這些人物，通過個性化的執拗動作，來表達一種發自內心的“不”或者“是”。

首先是“不”。在當下文本中，我們見慣了太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凝滯含混修辭策略。而在林檎的敘事中，有著可貴的棱角分明的個人主體。林檎在人物塑造上，有著對于“老莫”這一形象近乎瘋狂的癡迷。在諸多文本中，其主人公皆為老莫。這一看似取巧的偷懶，實則別具匠心。一方面，“老莫”之統一稱謂打破了具體名性的有限性，進而通向了卡夫卡“K先生”一樣的符號化，直指能治系統里蕓蕓眾生的每個具體所指，進而實現了為當下時代畫像的功能性。更重要的是，“老莫”之“莫”，本身便自帶強烈說“不”的功能，這個“莫”有些類似于魯迅筆下的“未莊”，抑或格非筆下的“烏有先生”，體現著林檎向一切社會隱疾說“不”的勇氣與智慧。在《徙木史》與《夜巡》中，林檎便是以類似于《三槍拍案驚奇》一般的現實扭曲、瘋狂演繹，解構了一切虛假圣神與正義侵害。

其次是“是”。林檎的作品中老莫往往有一個搭檔，那便是“我”。此處的“我”并非諸多我們習以為常小說中的敘述功能承載體，而是有著強烈的個人感情，這種感情隱含著秩序化社會下，無數個被忽略個體的笑與眼淚，疼痛與幸福的世俗尊嚴與價值肯定。在此，“我”與“老莫”互為依托，往往由“我”來完成“老莫”未完成的話語夙愿，盡管此種話語中亦往往只能呈現為一種心靈儀式。如果不局限于《徙木史》與《夜巡》兩個文本，我們會發現在林檎近乎所有的作品中，均隱含著這樣一個并非“老莫之他者”的、作為情感共同體的不同樣式的“我”。這些“我”，有時是我們已然提到的作為老莫伙伴的男孩子，有時是作為溫暖、恬靜姊妹的喬麥與喬安（如《尺蠖》《藥師變》《安寧》等），有時是富有童心、童趣的孩童群體（如《萌牙》《鯨魚馬戲團》）。而所有的這些“我”與“老莫”相伴而生，以重拳出擊的凌厲與力度，表達了一個90后作者，對于現代城市文明與秩序之于鮮活靈肉的桎梏，以及“船在海上，馬在山中”自然屬性的決絕返歸姿態。

余論：從“分成兩半的子爵”到“樹上的男爵”：天空與地面之辯

綜上，以《徙木史》與《夜巡》為出發點，我們能感受到林檎這一理工男聚焦現代城市及其受困群體的能力。但我想，他是否還有高于地面的發展空間呢？我愿意以卡爾維諾的兩部小說為例，來予以淺談。在我看來，林檎當前“江城世界”眾生相的構筑，更像是其筆下“分成兩半的子爵”的聚焦。在他的小說中，似乎永遠在言說，他分成了兩半，為什么分成了兩半？有沒有可能再合為一體成為健全的子爵呢？但似乎“樹上的男爵”是缺失抑或部分缺失的。事實上，樹上的男爵盡管在樹上，卻無時無刻不在盯著地面發生的一切。而另一方面來看，男爵之所以具備盯著地面的超凡能力，是因其深處高高的樹上。這，本質而言涉及到一個天空與地面之辯。如果你永遠僅僅盯著地面，你會看到無數的子爵，卻不見得看得到男爵。真正優秀的藝術作品，永遠是飛鳥掠過塔尖卻凝視大地的存在。這就好似《饑餓藝術家》煞尾處的描述：“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并像你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在此看似世俗化的描述中，蘊含了高于地面的神祇的藝術力量。當下的林檎似乎正處于瘋狂迷戀“分成兩半的子爵”而尚未真正仰望“樹上的男爵”的時段，期待著有一天，他將現在的富礦用盡而不得不轉型時，會探索走向更為闊大的藝術境界。

最后，我想以一種馬爾克斯式的表達來結束我的言說：多年以后，但愿讀者還能記得，2025年開春，有一個叫林檎的少年橫空出世，從此走向了文學的遠方風景。

這，是一種期待，也是一種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