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蔣亶文，大約是1988年。有句話說，作家詩人之間，真正的老友都是很早就知悉筆名之外的原名的。蔣亶文原名蔣波，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稱作“老蔣”。有一種人的外貌，年輕時未見得有多年輕，可年紀大了，也未見得有多老。蔣亶文就是其中一個。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在《上海文學》雜志社負責編輯詩歌、散文，而蔣亶文則是寫小說的，他的責編是張重光、衛竹蘭，都在我隔壁辦公室。照例我們的交集點并不明顯，但或許那時我們都是年輕人的緣故，或許我喜歡去隔壁辦公室串門的緣故，一來二去，我和蔣亶文、夏商等當時上海一些寫小說的年輕作家都成了朋友。當然，作為詩歌編輯，我絕對不會對他們的小說指手畫腳，而他們也從來沒想過改行寫詩歌把稿件塞給我。

這樣說有點矯情，但那個時代，詩歌是廣受讀者喜歡的，且詩人也多，有“陽臺上一盆花掉下來都能砸中一個詩人”的說法。凡青年才俊，大多會寫幾首詩歌，且只要寫過幾首詩歌，氣質這塊（同義詞是裝）也無限接近詩人，就可以身無分文行走天下，每到一地，都有當地詩人和崇拜者的熱情接待，好吃好喝，種草采花，逍遙自在。

記得那年早春四月我去北京組稿，與神交已久的《十月》詩歌編輯駱一禾相聚于新華社招待所，其他人還有在魯院進修的云南女詩人海男，重慶白帝城來的女詩人陳虹，以及《江西日報》駐京記者鄧安，上海《青年報》記者方捷。當時，《上海文學》和《十月》刊發的詩歌在國內數一數二，我與駱一禾約定，繼續挖掘優秀詩歌，提升各自版面所發表詩歌的質量，推動中國詩歌創作的蓬勃發展。不料，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不久之后，駱一禾突發疾病去世，離開了這個世界，而我也因為意想不到的原因，不得不離開了雜志社。

言歸正傳，那個年代，熱愛文字、對文字敏感且有駕馭能力的年輕人，不寫詩歌是少的，連藏族作家阿來也寫詩，作為我的詩歌作者，他曾陪我在成都和茂縣的舞廳流連，那些青春的歲月，恍若隔世。

而蔣亶文等小說家不寫詩歌，我們的交往，因此變得純粹，因此沒有功利性，因此惺惺相惜，因此行久致遠。

那時的蔣亶文微胖，眼鏡后面的眼神特別深邃，還帶著若有若無、若即若離的笑意；他走路的步子很沉穩，這種沉穩和他微胖的身材絕對沒有任何關系；他走路時雖沉穩，卻很輕盈，就像一片綠葉飄落大地，并不驚擾起一片塵埃。

當他邁著六親皆認的步伐向你走來，你會感覺到和煦的春風吹拂或夏日的荷香飄蕩。是的，當蔣亶文靠近你的時候，你就會感受到濃郁的親切感。

然而，他的話語并不很多，往往能恰到好處，且音量不是很高，不會很嘈雜。這也許是我們屬于神交、不是那種整天黏在一起的玩伴的緣故。他對人、對事物的點評寥寥數言卻入木三分，體現出一個小說家的敏銳和惜字如金。

那段時間，蔣亶文的小說集中在《收獲》《上海文學》《花城》《作家》《中外文學》等雜志發表，形成一個小高峰。之后，我離開單位，他也突然輟筆，在上升勢頭正健的時刻從文壇銷聲匿跡。

按蔣亶文自己的說法，那時二十出頭的他根本沒有什么生活的積累和沉淀，完全是憑著一股聰明勁，通過大量閱讀，模仿別人的作品開始寫作，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帶來自我懷疑：缺乏真正自我意識的寫作有意義嗎？一旦自我懷疑，寫作的動力立刻泄氣，索性封筆，離開了別人趨之若鶩的文壇。

其實類似情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并不罕見。我認為，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所謂著名作家，盡管他們的小說表現手法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你讀過許多外國現當代小說，你會驚訝地發現，某著名作家的小說，其風格和敘事，甚至編撰的故事，怎么和博爾赫斯如出一轍？而另一個著名小說家，怎么像是馬爾克斯的孿生兄弟？

其實，年輕作家模仿文學大師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模仿之后，是不是能形成自己獨特的敘事風格？是不是能捕獲自己通過思考得來的對世界的獨特認知，然后把這種認知轉化為小說主題。

就我膚淺的觀察和思考而言，我必須承認，很多作家隨著不斷學習和進步，獨特的敘事風格會慢慢形成，但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所形成的小說主題卻乏善可陳，其敘述主題大多數還停留在對本民族、本社會、本環境的狹隘思考之中，而沒有把本民族、本社會、本環境放到世界文明和人類共同命運的大環境里面思考。

另外，由于知識接受容器的狹隘，知識積累容量的狹小，許多作家的寫作都是缺乏后勁的，當年輕時憑聰明勁寫出一些叫座的作品之后，就在不斷重復自己，甚至退步，有些人憋幾年放大招，寫出皇皇巨制的長篇，卻也乏善可陳。

又扯遠了，而蔣亶文是敏銳和果敢的，他成名伊始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不愿重復自己，不愿無病呻吟，于是，毅然決然離開文壇名利場，離開鮮花與掌聲，沉寂到社會底層，回到生活的原始狀態，過平凡的生活，感悟平凡的人生。

就這樣，我和蔣亶文，從彼此生活里消失，一晃三十多年過去，前幾年，我們都憋在家里練內功，不把驚世駭俗的功夫練成，誓不罷休。其間，我在微信發了一個科普常識的視頻，由于常識普及得及時，短短幾小時，視頻點擊率竟達62萬，蔣亶文也是通過這個視頻看到我的消息，留私信詢問作者是否就是我？就這樣，老朋友重逢了。

通過微信朋友圈，慢慢了解三十多年后的蔣亶文，已活得通透灑脫，他遠離大都市的生活，在安徽黃山和上海松江都有住處，與夫人駕車在兩地棲息。能離開大上海，蟄居黃山，這是智者才能做出的選擇，這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散漫恬淡生活，不就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嗎？而我本人，也屬于“云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沒有蔣亶文的大魄力，力所能及，也在滬郊青浦金澤鎮找了一處鄰水的房子做工作室，閑來劃船釣魚，蒔花弄草，聚三五好友嘗遍魚米之鄉的蔬果河鮮，坐在工作室一邊碼字，一邊看河水流淌，去往淀山湖、太浦河，其樂融融，說不出有多快活。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和蔣亶文，各自找到了生活的真諦，請原諒我小小的自吹自擂。

而蔣亶文業余時間還制作艾條，炙虛補實，調理陰陽，因勢利導，扶正祛邪，儼然是純粹的工匠手藝人，突然不由得想到：優秀的作家，不也是純粹的工匠和手藝人嗎？

蔣亶文這次復筆而寫的短篇小說《春風吹拂大地》，圍繞一條橫穿一座虛構城市的高速公路所發生的三個故事展開，就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品味，我就不贅言了，只想說，三個既獨立又互有關聯的故事里，三個鮮活的生命悄然流逝，最讓我動容的是一匹犯有“無政府主義”錯誤的駿馬的死亡——它其實可以不死——它突如其來地闖入故事，寓示著蔣亶文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小說家的想象力依然在線。老蔣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