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倏忽間，當年正值盛年的蔣子龍已入黃昏晚景。還記得，他在天津重型機器廠當車間主任時，新時期文學尚未走出“傷痕”與“反思”的陣痛。那時，我正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大二，真正是不知深淺的青澀學子。1979年盛夏，《人民文學》7月號熱氣騰騰出刊，《喬廠長上任記》問世，同學們爭相閱讀。我欲先睹為快，“厚顏”地加塞兒，理由堂而皇之：“本人認識作者。”有同學追問：“你真的認識蔣子龍？”我信誓旦旦：“那還能有假？”言罷，又補充一句：“也可能，他不認識我。”引來一陣哄笑。

我沒有虛構事實。入學前，我曾在《天津文藝》（《天津文學》前身）詩歌組短暫實習，近水樓臺，數次見過蔣子龍，也只是遠觀，未敢趨近。蔣子龍曾因在復刊后的《人民文學》發表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而一舉成名。他每次來編輯部小樓，各室同事都會推門引頸，探頭探腦。面容冷峻的蔣子龍只是禮貌性地點頭，直奔小說組，并不落座，完事就走，虎步生風，留下高大挺拔的背影。

那天讀罷《喬廠長上任記》，我心神不寧，仿佛總有個人物形象在眼前晃來晃去。這個人的名字是喬光樸。他毛遂自薦，雷厲風行，大刀闊斧，銳意改革。在我看來，這簡直就是蔣子龍的化身。一種不吐不快的情緒，促使我一氣呵成寫了一篇文章，題名《卓有成效的探索》，約2500字，現在看來，頂多算是閱讀心得。寄給天津的報紙，文章被采用了。令人意外的是，圍繞這篇小說，出現了褒貶分明的兩種對立觀點，我的“褒文”龜縮在右下角位置，持否定觀點的文章則洋洋灑灑，言辭激烈，篇幅占據了大半個版面。報紙還特意加了“編者按”。如此，我被動地成為一場風波中的小角色，且勢單力薄，茫然四顧，手足無措。接下來，這種版面形式每周一期，持續了一段時間。很快就有國內重要報刊參與進來，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紛紛發聲，一面倒地為《喬廠長上任記》撐腰打氣。

其間，我去編輯部辦事，偶爾見過蔣子龍。對于他，可以想象那是一段多么難熬的日子。他依然是神色冷峻，步履匆匆，勁拔的背影似乎有了幾許滄桑。也依然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接下來，力挺小說的聲音在全國匯成浩蕩的主流。隨著塵埃落定，歲月延伸，蔣子龍被尊為新時期“改革文學”的領軍人物。蔣子龍注定會成為中國文壇的一條蛟龍，他擅長駕馭工業改革題材，小說氣象雄奇峭拔，行文硬朗酣暢，有一種縱橫捭闔、虎嘯龍吟的敘述吞吐風格，極具辨識度。其《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作品，以“開拓者”系列而自成一派。四十年后的2018年，蔣子龍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可謂實至名歸。

就我個人而言，當年一篇即興揮就的自投稿，竟成了我的評論“處子秀”，并左右了我的文學路向。大學畢業后，我曾在機關供職多年，與子龍老師的見面多在公眾場合，通常只是禮節性問候，并無更深的交集。在我心里，他始終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作為晚輩，我不敢輕易打擾。后來聚會的機會多了，對子龍老師幽默、曠達而又不失平易、親和的本色，有了深刻感受。

本世紀初，我在某知名雜志讀到一篇回顧、梳理新時期文學歷程的長文。作者在現當代文學史領域的研究頗有建樹，文內的思考也不無價值，但對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文學”頗多微詞。我對此實難茍同，于是發表了商榷文章，為“改革文學”辯護。事實上，無論“傷痕”“反思”，還是“改革”“尋根”，任何文學潮流的出現和消失，都是歷史的必然。“改革文學”的問世之所以牽動了整個社會的神經，乃因其為歷史和時勢的產物。評價一部作品在特定時期是起著促進抑或促退作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解釋，并不過時。喬廠長立軍令狀的年代，中國經濟正處于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困境，悲憤、焦躁淤積在國人心頭，這時迫切需要一種革故鼎新的力量凝聚民心、提振士氣，我們都是過來人，不該健忘。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蔣子龍選擇了文學，而是文學選擇了蔣子龍。

蔣子龍祖籍河北滄州，少年時即來天津求學、闖蕩，在海軍184部隊服過兵役，又在工廠基層摸爬滾打十幾載，形與神，人與文，兼有慷慨激昂的燕趙血性與敢說敢為的軍人作風。我們日常閑聊，話題廣泛，我羨慕耄耋之年的蔣子龍仍葆有一顆好奇心。好奇心源于不老的童心、初心，這使得他敏于觀察新事物，接受新東西。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他關注的是海量知識背后的意義，并樂于與朋友分享所見、所聞、所感。

這些年，我與蔣子龍亦師亦友，說話也越發隨意。一次小范圍聚餐，他拄著手杖來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手杖固然增添了長者的儒雅風度，然而其昔日的挺拔身姿、英武風貌，也打了折扣。見我端詳著手杖，子龍老師看透了我的心思，一臉刀刻般的皺紋浮出笑意，說自己今年八十好幾了，走路用上這東西，很正常。又解釋，膝蓋關節開始老化，但游泳的習慣一直保持，幾天不游，渾身不舒服。他聽說我最近血糖高，對進餐這件事很在意，搖頭道：“大可不必，該吃吃，該喝喝，營養不能缺，注意鍛煉，同時對身體要有自信。”

言罷轉移話題，他指著我向在座的朋友介紹：“當年《喬廠長上任記》出籠，天津第一篇正面評價的文章，就出自此君之手。”我不好意思地提示，在全國，或許也是第一篇。而后，我道出根由：當年《人民文學》7月號出爐，小說還冒著熱氣，同學“接龍”排隊，我加塞兒拜讀，三天里成文寄出，見報迅速，得天獨厚。那時的評論家都很深沉，滿腦子歲月往事，目光還聚焦在觀察、研判“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喬廠長”石破天驚，橫空出世，文壇需要一個反應過程，我是毛頭小子，初生牛犢，囫圇吞棗，不及消化，想到就說，時間差上就占了先機。子龍老師聽罷，沉吟著點頭。昔日圍繞“喬廠長”的那場激辯，驚動了中國文壇，也成了他一生中抹不掉的記憶。至于自己大半生的文學功過，子龍老師看得通透，他認為不必急于蓋棺論定。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也不算，誰說了都不算，一切交給歲月——這是最明智，也是最老實的態度。

誠哉斯言，妙哉斯言。世間萬事萬物，最智慧、最公正，也最權威者，還是歷史老人。“喬廠長”誕生，屈指算來已四十有六，逝水汩汩流動中，新世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滄桑巨變，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迄今，幾代人仍在源源不斷地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紅利，對于“改革文學”，每一位見證歷史的過來人，理應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