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確實有好壞之分，但要說出好與壞的標準卻又不那么容易，因為影響文風的因素很多，大到時代、社會、民族、階層、行業，小到文體、作者。但不管怎么說，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喜歡和心儀的文風——雖然自己不一定做得到，甚至，那種理想的文風本來就不一定適合自己。

談到文學理論與文學評論，我非常喜歡王朝聞先生的文章，他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案頭書。不要說《美學概論》等皇皇大著，就說他的那些小冊子，我也非常喜愛。像《不到頂點》，是他1980年到1982年文藝隨筆的結集，每篇一兩千字，給我的感覺就是常讀常新。我經常將它推薦給年輕的文藝愛好者，特別是一些有志于文藝評論的青年人。

在我看來，王朝聞先生的理論評論首先在于他說的是內行話。因為他就是美術創作出身，在創作上很有成就。這一點太硬核了，很少有人比得上。按理說，吃文藝理論評論這碗飯，哪能說外行話？但不少人還真說不上有多內行。他們很會寫文章，理論上非常厲害，一套套的。但他們文章的實例和論據大多是二手貨，很多都是被談透了的經典，所謂新材料也是經過別人發現和評論過的。你讓他面對陌生作品，常常就現了外行的原形。這樣說，好像藝術家與作家的理論評論就是內行的，但他們又常常犯了另一種錯誤，就是喜歡以自己的創作為標準，以自己的好惡為法則，經常免不了門戶之見與江湖氣息。王朝聞先生很少說自己的創作，他談得多的是別人的創作，是發現別人的創作。他的視野太開闊了，從理論到創作，幾乎遍及所有的藝術門類。特別是他談戲曲，最讓我佩服。他對中國戲曲史、對中國地方戲太熟悉了，說起來如數家珍，不管是全本戲還是折子戲，來路與傳承，本子與表演，都是貼著戲本身說。還有對民間藝術，他也是情有獨鐘。其實文風是與內容相關的，是與談論對象相關的，寫什么、對什么有興趣，本身就是文風的體現，這里面體現了一個人的趣味與價值觀。王朝聞先生對戲曲與民間文藝的重視，體現了一個文藝批評家的中國視野與本土情懷，體現了一個文藝理論家對人民的藝術創造的尊重。這也是王朝聞先生在文藝理論民族化上的表率，因為民族化，包括現在倡導的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它的前提首先是要在內容上討論中國現象與中國問題，只有在這樣的研究中，才會抽象出符合中國語境的話語體系。

說到這里，就要說到王朝聞先生文章的另一個特色，不管是高頭講章，還是隨筆短文，從來都是以鑒賞為基礎。王朝聞先生是理論家、評論家、藝術家。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鑒賞家。文藝鑒賞是文藝評論與文藝理論的前提，不懂鑒賞，不能判定作品的高下優劣，不能真切感受個中滋味，那就談不上評論與理論。王朝聞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親切、本色，如語家常，不高高在上，就是他為文時總是想把他的鑒賞成果與讀者和觀眾分享，先說藝術之然，再細論藝術之所以然。在這方面，王朝聞先生繼承了中國古典美學和談藝說文的傳統。鑒賞可以說是中國文論的特色，你可以說它不夠理論化、體系化，但對于文藝而言，能否賞鑒實在是塊試金石。

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到王朝聞先生文章的，當時就驚訝于他的專業與脫俗。他是一個經歷豐富的人，但是，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多少特殊時代的話語痕跡，那些奇形怪狀的文風好像沒有傷及到他，這是價值的定力，也是藝術的定力。我從王朝聞先生的文章中認識到，好的文風一定不是隨波逐流的。說到這一點，我要畫蛇添足地說幾句，就是王朝聞先生的文章可以當得上白話文的典范。他堅持了白話文的方向，堅持了白話文的本質。我們現在都在寫白話文，但不是每個人對白話文都有到位的理解，更談不上對這一年輕的語體有自覺的體認和實踐上的努力。我們不少理論評論裝腔作勢，熱衷體系，歐化得厲害，這實際上有違白話文的本性。王朝聞先生與他的同齡人不一樣，于西式文風天然脫敏，就是幾十萬字的專著，也很少疊床架屋地引述加注。他也時常提出自己的說法與概念，比如“不到頂點”“耐看”“擠感情”“不確定”等等，都是他提出來又反復運用并產生影響的提法，這些說法幾乎不用再加解釋，一看就懂，就能用。他就是以日常語為材料去提取藝術概念，這是白話文心的典型體現。

（作者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