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的海明威任職駐巴黎通訊記者，在1922年3月發給《多倫多星報》的特稿里描寫了一樁驚動法國政壇的文化事件：黑人作家赫勒·馬郎創造歷史地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這是第一個獲此獎的非裔作家，他的獲獎小說《霸都亞納》控訴了法國政府在赤道非洲的作為，在法國眾議院引發軒然大波。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道：“作家本人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掀起風暴。他在中非地區為法國政府工作，距離乍得湖有兩天的步行路程，那個地方沒有電報局也沒有電纜，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獲得了久負盛名的龔古爾獎。”

海明威的說辭帶著小說家的夸張和想象，其實，在龔古爾獎消息公布的第三天，作為法屬中非政府基層公務員的馬郎就收到報喜的電報。之后長久不歇的論戰讓作家精疲力盡，在給友人的信里他寫到，期望文學界對他的支持能讓反對者們偃旗息鼓。1924年，年輕的中國作家李劼人在巴黎見到馬郎，他被《霸都亞納》深深吸引，很快譯出中文版，他在譯后記里盛贊：“馬郎不僅是有能力的小說家，并且是愛美的詩人。”現在，馬郎的這本《霸都亞納》被收入“非洲法語文學譯叢”，和桑戈爾《陰影之歌》、塞澤爾《還鄉筆記》、愛德華·格里桑《裂隙河》、本·杰倫《沙的孩子》、瑪麗·恩迪亞耶《三個折不斷的女人》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一起出版。“非洲法語文學譯叢”的主編、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袁筱一認為，這套譯叢在中國的出版恰逢其時，隨著非洲法語文學不再被放逐在法語文學的邊緣地帶，它的文學價值和寫作主題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世界文學的寫作新趨勢，并且，找到一種全新的閱讀和審視世界文學的方式。

“非洲”和“法語”的流動邊界

1853年，塞內加爾的一位混血神父用法語寫了近500頁的《塞內加爾草圖》，這部帶有民族志色彩的作品被視為非洲法語文學的萌芽，此后，非洲法語文學很快覆蓋了隨筆、詩歌、小說和非虛構等體裁。但是在1950年代出版的《七星百科全書》“法語文學卷”中，涉及“非洲法語文學”的內容只有十幾頁。反而是俄羅斯的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在1970年代編撰逾50萬字的《非洲現代文學》，對現當代非洲的法語文學創作展開詳盡描述。袁筱一希望讀者能注意到這兩個時間相距很近、但差異巨大的文學史書寫事件，這個細節透露出，“非洲法語文學”并非民族和國別文學的產物，它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不確定的邊界和流散的特質，構成非洲法語文學的最重要屬性。

無論在地理還是文化層面，非洲法語文學的“溢出感”是很強的，表現得異質和多元。加勒比海群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非洲”，15世紀中葉的奴隸貿易把非洲原住民送到這些島上。因為法國的殖民統治，北非、西非、印度洋島嶼和加勒比地區這些分散的地理空間被聯系了起來。所以，“非洲法語文學譯叢”在地理維度層面涵蓋了這四個地區的作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法語地區，北非的馬格里布地區，包括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在內的印度洋群島，以及加勒比地區的安德列斯群島和圭亞那。

即便“非洲法語文學”的地域范圍能廓清，作者們的身份仍然是滑動的。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瑪麗·恩迪亞耶反復書寫與馬格里布地區女性相關的“非洲主題”，但她是在法國出生和長大的。瑪麗斯·孔戴從瓜德魯普到巴黎求學，之后在非洲和美國任教，晚年定居法國，最后回到西印度群島。最早在法國文壇發出“黑人之聲”的馬郎，以及在1930年代的法語文學中引領“黑人精神”運動的塞澤爾，都是幼年離開馬提尼克島，在法國求學，馬郎客居巴黎直到去世，塞澤爾葉落歸根于法蘭西堡，但死后移葬巴黎先賢祠。馬郎、塞澤爾和孔戴的人生痕跡，幾乎匯成同一個象征，演示著非洲法語文學作者們流散的命運，他們在精神上將非洲認作故鄉，而他們在寫作中反復探討的歷史的真相、身份認同和文化雜糅，又超越了非洲文學和法語文學的范圍。

“復數”的文學

馬郎是非洲法語文學的先驅者，而“非洲法語文學”的真正開端是馬提尼克詩人塞澤爾以《還鄉筆記》，和塞內加爾詩人桑戈爾以《陰影之歌》發起“黑人精神”運動。非洲法語文學從此擁有了明確的合法性。

在黑人創作者群體內部，對“黑人精神”的認知和界定并不統一。出生于馬提尼克島、《裂隙河》的作者愛德華·格里桑敏感地注意到，以加勒比文化為典型，它就是充滿沖突和碎片化的。加勒比種植園里含辛茹苦的黑人們來自非洲各地，語言各異，他們早已失去和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聯系，只保留了語言、傳說和習俗的殘片。之后，格里桑創造出“克里奧爾性”這個新詞，來形容動態的、雜糅的、始終處在變化和生成中的非洲文化。

羅伯特·科爾納凡出版專著《黑非洲法語文學》時，標題里的“文學”用了復數的形式。無法達成共識的觀念和寫作者的四方流散，非但沒有削弱非洲法語文學的生命力，反而在語言的、文化的、地理空間的多重碰撞中產生新的思考，也孕育了復數的文學和復數的歷史。

非洲法語文學是從“流動”中產生的，一切和移動有關：有主動的侵占，也有被動的流亡和回歸，以及無法回歸。個體和族群的移動，制造了身份認同的問題，“異鄉人”是非洲法語文學永恒的母題。塞澤爾寫著：“他們不知遠游只知背井離鄉/他們越發靈活地卑躬屈膝/他們被馴化/他們被接種了退化墮落……”在法國的黑人是異鄉人，回到非洲的法國人也是異鄉人，去非洲尋根的加勒比人還是異鄉人。《三個折不斷的女人》中的諾拉來到父親所在的塞內加爾，“講不清父親家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她又一次讓出租車司機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她感到茫然，她覺得自己是和丈夫一樣的異鄉人。

與身份認同相伴相生的，是對文化傳統的辨認，對歷史真相的尋找和確認。弗蘭茨·法農在《大地上受苦受難的人們》寫下：“黑人正在從地球上消失，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種文化。”非洲法語文學的最重要表達，是在想象中還原出白人視角之外的歷史、復數的歷史，同時，想象非洲的傳統斷裂以前可能存在的“共同體”。《裂隙河》里有進步青年的記憶，也有被殖民政府選中的“變節者”的記憶，《霸都亞納》的力不從心的老酋長的回憶，這些游離在正史之外的無名者的雜音，反抗著歐洲中心視角的歷史書寫，組成了“復數”的法語文學，也形成了世界文學的“復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