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二）與兒童文學界的朋友在一起

本文作者于1952年的留影

人一生的遭際和命運，多半不是自己能把握、掌控的，往往被一些外來的、偶然的因素所左右。從中學時代起，我就立志當一名新聞記者，然而現實是當了一輩子秘書，做的文學組織工作。回過頭來看，決定我一生命運的，似與“三個一”分不開。

一份電報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如愿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入學后，由于我思想進步、積極向上、學習成績優異，先后被選為校學生會執委、新聞系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入黨后，又擔任校團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1951年暑期，我還與校團委書記金沖及到北京參加共青團中央主辦的“全國高等學校團基層干部學習會”，為期一個月。從北京返回學校后，實際上我就半脫產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共青團的工作中。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錢俊瑞說：“復旦大學可有三個脫產團干部。”緊接著，上海市委青委下達通知：復旦大學可增加脫產團干部三人，校黨委隨即把我和另外兩位同學的檔案材料報送市委審查，爭取在畢業前批下來；黨總支還打算讓我當一屆學生會主席，以獲得更多的鍛煉。此時，金沖及認真地、十分肯定地對我說：“等你們畢業，即使只留一個人，也要把你留下！我可以打包票，你一定是個青年工作者了。”面對這種情況，我也做了當團干部的精神準備，盡管不是心甘情愿。我在“畢業生調查表”上填寫的志愿依然是新聞記者或文學編輯，從事黨的宣傳工作或文藝理論研究，根本沒把青年工作當作一個選項。沒想到在畢業前夕，1952年8月初，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發來一份電報，要求“新聞系應屆畢業生全部調中央進行短期學習后再分配工作”“全部搞宣傳工作，工作地點大部在中央機關”，這真是喜從天降。

一份電報，改變了我的命運。我不用做已是板上釘釘的青年工作，有機會做自己從中學時代就愛好、向往的新聞工作了，怎能不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呢？直到今日，我仍舊覺得自己很幸運，趕上了年輕的共和國需要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大批年輕筆桿子的大好時機。

一次談話

1952年的夏秋之交，按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的要求，我和復旦大學新聞系同班畢業的四十六位同學告別上海，到位于北京西單舍飯寺的中宣部干訓班報到。四十七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是正式黨員，還有一位同學是候補黨員（預備黨員）。在干訓班學習不滿一個月，干訓班丙班主任對我說：“由于工作需要，提前分配你的工作，你到中南海中宣部干部處報到。”我沿著府右街的紅墻走進中南海西門，同我談話的是時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的嚴文井同志（文藝處處長是丁玲，副處長是林默涵、嚴文井）。文井同志對我說：“原本決定調你給周揚同志（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當秘書，由于文藝整風后要加強全國文協的工作，中宣部派我去全國文協代理秘書長，籌備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協的工作，所以與周揚同志談妥，你先隨我去全國文協工作，熟悉文學界的情況，給周揚同志當秘書的事，以后再說。”11月中旬，文井同志帶著兩個秘書——原本擔任丁玲同志秘書的陳淼、原定擔任周揚同志秘書的我，走進東總布胡同22號，投入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協的工作。由此，我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秘書生涯。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當過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秘書、中國作協黨組秘書、周揚同志秘書。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當過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相當于秘書長）、中國作協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副秘書長。即使十年浩劫結束、分配我到河北機電學院工作時，我還當過校黨委常委的學習秘書哩。

其實“文革”前后，我也有過兩次脫離秘書工作的機會。一次是1959年，結束在河北的下放鍛煉后，我被分配到河北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閱讀研究文學作品，了解掌握文學現狀。可惜不到兩年，就被主管文藝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看中，調到省委宣傳部文藝處，不時為省委宣傳部的領導起草有關文藝方面的講話、報告，以至被同事戲稱為“文件作家”。另一次是1978年，中國作協恢復工作，我重返文學隊伍。本來時任《文藝報》主編的馮牧讓我到《文藝報》閱讀作品、擬定選題、約稿，自己也可以寫寫文章，還沒上崗，時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的李季認為我熟悉創作委員會的工作，沒有商量余地，就安排我到新成立的創作聯絡部，于是我又投入文學組織工作、秘書工作。好像一切都如約而至——我一輩子當秘書。

在我工作的那個年代，服從組織分配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守、堅持的觀念、原則，即使分配的工作與自己的愛好、特長不符，也沒有跳槽的想法。幾十年來，我做到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努力學習相關的方針政策、理論知識，力求盡快熟悉新的工作。比如，1954年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前一周，我日以繼夜為周揚起草出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講稿《為爭取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新中國文學》，以便向群眾介紹中國文學的現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奮戰一夜，為劉白羽起草出在中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這些“成果”曾引起作協領導和文學前輩的注意，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文藝理論家張光年說：“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帥才，是個好秘書！”干了大半輩子，得到這么一句評語，還是聊以自慰的。

一篇文章

我是1982年被任命為中國作協黨組成員、1985年被推舉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進入領導班子，到1996年底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在作協的領導崗位上待了十四五年。那我又是如何與兒童文學工作結緣的呢？

中國作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書記處成員的分工。當討論到兒童文學工作由誰來分管時，因為九位書記中沒有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一時提不出合適的人選。這時，擔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唐達成說：“束沛德五十年代就為《文藝報》寫兒童文學評論，談柯巖兒童詩那一篇，影響還不小，是不是就由他來分管兒童文學工作？”大家都表示贊成。從此，我就挑起了兒童文學組織工作的擔子。

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于1953年成立后，委員會秘書室就把閱讀新發表、新出版的作品當作一項重要任務，還定期向作協主席團匯報創作情況。1955年，《人民日報》發表《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的社論，在社論中尖銳地指出中國作協很少認真研究發展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問題。此后，創作委員會根據作協主席團會議精神，進一步加強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現狀的研究。在分工閱讀時，我讀到了柯巖發表的《“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鏡》等兒童詩，被這些詩作所展現出的純真的童情、童趣打動，情不自禁地拿起筆來予以贊美和評說，寫出了近一萬字的評論《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此文發表時，占了《文藝報》兩個8開整版。時任《文藝報》副總編輯的侯金鏡對我說：“文章寫得不錯，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做了較為深入的藝術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創作特色。”他鼓勵我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當時，我并不認識柯巖，也沒有報刊向我約稿，主動寫這篇文章，完全出于自身的審美情趣。作為最早評介柯巖作品的文章，既得到柯巖的認同和贊賞，也得到評論界和兒童文學界的好評，認為它是“有一定理論水平的作家作品論”；對兒童情趣的贊美和呼喚，“深深影響了一代兒童文苑”。六七十年過去了，這篇稚嫩的少作至今仍被文友們認為是我文學評論的代表作。前不久，中國海洋大學的博士生唐威和他的導師徐妍教授合作寫出一篇一萬三千多字的論文《“兒童情趣論”及其批評實踐——以束沛德為中心》，該文指出，“兒童情趣論”是“兒童”本位觀念和“情趣”美學內涵的有機統一，是“對柯巖兒童詩乃至兒童文學創作和審美規律的重要發現”，“對當代兒童文學創作觀念和批評觀念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是這篇文章，使我后半輩子有機會為兒童文學鼓與呼。從1986年至2007年，我歷任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繁榮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1986年6月、2001年1月，我先后為中國作協起草了兩個關于改進和加強兒童文學工作的《決議》；1986年、2000年，先后主持召開了兩次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并在會上致開幕詞。此外，主持中國作協第一、二、三、五、六、七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評選，推動《文藝報》創辦“兒童文學評論”專版（至今已出版589期），編選、出版了2001年至2006年的《中國兒童文學年鑒》，編輯出版年度《最佳兒童文學選》《最佳童話選》長達八年之久……2008年，我撰寫了《一切為了孩子的心靈成長——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作家協會的兒童文學工作》，2025年第1期《中國作家》紀實版又發表了我的《小百花園耕耘手記（1955-2024）》，這兩篇文章對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的工作和我在兒童文學界打雜、跑龍套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作了完整、詳盡的記載。兒童文學委員會之所以能辦成這些實事，主要是依靠團隊的力量，作為組織者，我力求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經驗，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優勢和特長，遇事一同商量、相互配合。

多年來，我也撰寫了一些兒童文學評論，出版了《兒童文苑漫步》《守望與期待》《束沛德談兒童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兒童文苑縱橫談》等評論集。這些文章多半出于工作需要，是與我的兒童文學組織工作緊密相連的；從某個角度來看，也可說是我秘書生涯的一個組成部分。我的文學評論大多嚴謹有余，活潑不足，這與我多年來當秘書，對報告、講話、開幕詞、閉幕詞這種文體比較熟悉，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有很大關系。

一份電報、一次談話、一篇文章，決定了我一生當秘書的命運，這究竟是好運還是噩運？盡管從事秘書工作，讓我在風風雨雨中碰過釘子、受過挫折，但總的來說還是幸運的。我一直稱心如意地從事自己喜愛的文學工作，始終與筆桿子打交道，沒有輕易放下手中的筆，盡心盡力做了一點為作家服務、為繁榮文學服務的事情。

我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也不會消極地聽天由命，而是力求有哪吒那樣“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氣概和胸懷，努力掌握自身命運，恪守真誠與勤奮這兩條準則，做一個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