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汪曾祺，從文學界到普通讀者幾乎都對其倍加推崇。可在經過數十年的經典化過程后，哪怕是“好處說好”，也很難有大的推進空間。此種情形下，翟業軍的新著《“文人”汪曾祺研究》讀來卻令人擊節贊賞。書中所呈現的汪曾祺，或許不全是嶄新的，卻一定比我們習見的汪曾祺形象更加本真、立體，且豐饒多姿。

《“文人”汪曾祺研究》沒有局限于汪曾祺的新文學創作，而將視域擴容至汪氏所熱衷的戲曲、書法、繪畫甚至美食等過去不大被關注的方面，考察這些藝事與其創作如何相互影響、彼此滲透，展示汪曾祺作為雜家、通才的魅力，即一個“文人”形象。翟業軍認為，“有情的人間”實乃“文人”汪曾祺之于世界最美的饋贈，“倘若只是著眼于他的文學創作，就只能看到有情的人間之一角而已”。而將這些零散的領域連綴起來的，是著者和所論對象共有的對人、對世界的一汪深情。

“情”是汪曾祺身上最顯著的標簽，人們最為熟悉的是他在新時期復出后以《受戒》《大淖記事》為代表的那些所謂表現人情人性之美的小說，這些小說奠定了幾代讀者對他“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印象。作者擅長細致的文本分析，癡迷于挖掘文本深層更多層次的意蘊。通過他的探究，我們體會到了《受戒》這杯“不涼不燙的清茶”對國人內心的慰藉，為巧云、十一子即便身處苦難仍能綻放生命力量而感動，也會為《異秉》《八千歲》中由一塊塊熏燒、一把把糙米所構筑的市民社會的細碎與莊嚴而贊嘆。于是我們發現，優美沖淡不過是表象，這個“有情的人間”首先建立在生命的韌性和厚重之上。“情”同樣體現在汪氏書畫里洋溢著生之歡欣的凡俗草木，以及沸騰于他筆端和灶臺的令人垂涎的家常美食中，它們與其文學創作相互呼應，寄寓著汪曾祺在這一階段將日常世界藝術化的審美理想。

然而，“有情的人間”并非總是“家人閑坐，燈火可親”式的溫暖。深入了解汪曾祺，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看待他年逾古稀后那些越寫越簡短、也越寫越枯瘦的小說，這些小說似乎對此前的抒情世界構成了消解和顛覆。作者從文本的癥候罅隙處入手，逐一探秘《鹿井丹泉》中的人獸相戀緣何“極美麗”，《薛大娘》中直白大膽的性事背后人性的舒展和解放。作者還注意到了汪曾祺暮年作畫用墨的變化，由“蕭蕭”轉為“鮮濃”，這一轉變不單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沒有“老透”，更是要以最淋漓的色彩抵抗即將來臨的“徹底的虛”，“意欲于萬千色相中展現生命的飛揚和恣肆”。

難得的是，全書的語言也隨著論題的轉換而有所變化。當分析那部分重現純美的高郵舊夢的小說時，行文如舒緩的小夜曲般潺潺流淌；隨著作家的目光投向現世煙火，作者的筆觸則變得相對綿密、親切且幽默，從中能嗅出洋溢在王二、八千歲們周身那種“辛勞、篤實、清甜、微苦的生活氣息”，讓人看到躲在后面觀察這一切的汪曾祺那副天真、嫵媚又帶著點狡黠的模樣。其余諸如探尋汪曾祺一心從《聊齋》翻出新義卻不被理解的孤憤，以及對舊戲進行雅化背后的緊張焦灼，皆可謂知人之論。

作者在本書中有意避開理論的窠臼，多從汪曾祺更為浸潤其中的中國古典文學源流展開論析。他在面對這一與他淵源最深的研究對象時，放下了鋒銳的“匕首”，始終用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去感知、貼近，這也是研究者個人生命逐步成長的過程。如論及汪曾祺改寫《黃英》“醉陶”一節時，感受到“最好的我”與“最好的他們”（汪曾祺和蒲松齡）的相遇；有憂傷，如從《侯銀匠》這篇不太被人注意的小說中，體會到全天下父女間明明深重、卻只能表現為淡而遠的親情；更有痛楚，如前面提到當看懂汪曾祺遺墨里對世界“說不出口的再見”時的悲痛難抑，又或者從改寫后的《促織》結尾中，感受到對所愛者及自身命運的無力，以至于突然“嚎啕大哭”。此般將自我全情投入、熔鑄了個人生命體驗的研究，或許缺乏審視的距離和冷靜，但卻不失為走近汪曾祺這樣一個至情之人的有效路徑。

翟業軍在“后記之一”中追索了本書寫作近20年光陰里的個人心路：“當我看十多年前的文章時，仍然覺得新鮮，仍然能感動于當年寫作時的感動，它們好像并不過時。我知道，我和我的書都是年輕的。”話語間流淌著溫熱的感情與平靜的自信。在“后記之二”里，翟業軍又坦言自己始終無法系統地討論汪曾祺從而寫出一本“專著”來，只好讓這本書呈現為“非書之書”的形態。的確，像汪曾祺這般鮮活豐富，怎能用條理分明的邏輯來梳理和解釋呢？因此，這本書必然是一本纏繞的、重復的，既相互說明又彼此駁斥的“非書之書”，但其內部卻是交織回旋、諧和無間的。恰如汪曾祺對語言的比喻：“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翟業軍的這十幾篇文章亦是這般相互滋養，抽條開花，構建出了一個趨向完整的“文人”汪曾祺形象。

（作者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