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以已故作家賈大山小說的審美為主的研究過程，首先得益于對其文本的細讀。我是反復細讀賈大山作品的受益者，也是賈大山文本研究的入門者。在賈大山小說的藝術世界中，我察覺到了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其語言、文體的精妙之處，梳理出其文字細胞的色彩、韻味和詞語組合的“DNA”。這讓我意識到賈大山作品蘊含著中國傳統美學以及五四以來的文學精神；也讓我認識到可以批判性地運用西方敘事學、語言學等文本主義、形式主義理論來研究賈大山小說。這幾年我花費了時間和精力，享受了閱讀的快感，也獲得了從感性到理性的形而上的新認知。

細讀之后就要細寫。我帶著問題意識、探究心理重溫賈大山作品。既核對、歸納幾十年來前人的有關評價，也想將自己的發現和感悟系統地表達出來。首先想到的是，必須克服有關短文普遍存在的空泛之弊。同時也想到，應該按照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中關于內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分野，著重對賈大山小說進行內部研究，充分發揮自己在豐富資料占有方面的優勢，抓住其文本細部，詳盡地論證賈大山語言雅中有俗、古今一體的特點，以及行文簡潔、修辭精妙和暗含的敘述方式等，梳理出他的話語秩序、敘事倫理和細微之美，為后面較為宏觀的情節結構、體式、境界、人物塑造的闡述做好鋪墊，也為整體性的寫作發生學的外部研究打下基礎。這便是先內后外、先微觀后宏觀、先零碎后整體，從而形成我自認為適合賈大山小說研究的路徑。這不是“理論先行”，不是故意向西方敘事學、新批評理論靠攏，不是用它們來套用在賈大山身上，而是基于實際的、有所借鑒地拿來。

本人運用一些敘事學和新批評學派的細讀法，但不贊同其將文本與作者、讀者割裂開的形式主義觀點。韋勒克在他學術生涯的后期也轉變了思路。他和沃倫批評某些研究者想當然地把文學當作生活的一面鏡子或是生活的翻版，強調“只有當我們了解所研究的小說家的藝術手法，并且能夠具體而非空泛地說明作品中的生活畫面與其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是什么關系，這樣的研究才有意義”。這一觀點既肯定了作品與現實生活的內在關聯，又強調文學研究要具體且充分地展現作品內在的文學性，克服單純意識形態的或極端決定論、因果論對藝術的遮蔽，是一種客觀而公允的科學態度。所以我在本書第一、二章的細寫中，對賈大山文本以意逆志，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進行以文論世、以文論人的夾敘夾議式點評，使賈大山的一句日常用語、一個比喻、一場對話在被解析時都與文本形成一種緊密聯系。申丹的敘事學、童慶炳的文化詩學、郭寶亮的王蒙研究成果、韋恩·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以及楊慶祥、邢建昌等人的美學著作也都對我頗有啟發。

作為同時代人，我對賈大山及其作品懷有深厚感情，在反復閱讀、與他“對話”的過程中，常常產生身臨其境般的激動。然而，大山兄和他的小說都是“被記憶”“被觀照”的對象，也是不由自主地“被現代”的對象之一。我對其既要投入熱情又要保持冷靜，于是構建了一個對其進行縱橫解析的坐標：縱向而言，回到上世紀中后期賈大山生活的那個時代，去理解、評論他的作品，挖掘他的文化底蘊和復雜的內心世界，同時對五四以來一些現當代名家的藝術脈絡加以梳理、對比，特別是與和他同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甚至同齡的作家作品進行多重比較，在他們的異同中展現賈大山的藝術匠心、美學追求和藝術特征，讓人看到他曾是中國百年鄉土文學發展中的一個“亮點”。從橫向來看，則是用現代意識對賈大山及其作品進行觀照，發現他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現代性理念，這自然也涉及他作為古城正定之子、當代燕趙作家所秉持的傳統文化精神以及作品的文化內涵。

這便是在細讀細說時必須秉持“歷史的”“美學的”觀點，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美學的基本立場。賈大山和他的小說如同費孝通所說的“活歷史”，這一觀點與西方神話——原型批評的理念相契合。賈大山筆下的事件、人物古已有之，未來也依然會存在，只不過會被打上時代、地域的烙印。如此看來，賈大山是1977年至1997年我國文壇上一位在繼承中創新且極具個性的代表人物。在向往現代又緬懷傳統的歷史潮流中，他試圖將二者融合。他心靈純善美好，卻總是喜中隱憂、憂喜參半。在他幽默、輕靈且精致的文字里，既有如鹽基泡沫般的獨特質感，又似先甜后苦的糖精。作為一名讀者，我在自己的話語場域中對賈大山進行較為深入的精神剖析，試圖重新塑造一個立體的、永生的賈大山形象。

我知道自己才疏學淺，在理解賈大山作品時，遺漏、屏蔽甚至曲解之處肯定在所難免。正如杜甫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在自我反思，只是還有許多地方未能反思透徹，在此敬請各位方家批評指正。再者，文學評論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定會有人繼續塑造他們心目中的賈大山。

（作者系河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指導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