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在懷舊，我也在想象，這公園也與你有關——你想到它，它就與你有關了。我們內心大同小異，所以都成為寫詩的人。”復興公園的法式亭子里，友人廖先生對汗漫如是說道。在全書近500頁的篇幅中，這段有關作詩與作文的插曲微不足道，卻在不經意間概括出汗漫最新散文集《上海記》的創作風貌。作為一位詩人，一位由中原移居上海二十余年之久的異鄉人，汗漫抒寫上海的散文里始終涌流著鮮明的詩性特質。他既是局外人，又是親歷者，因而詠上海在不即不離；他將個人視點與私人經驗作為創作原點，主觀敘事里飽含鋒芒與深情，追溯海上前塵舊夢，也談東方都會今日勝景。

散文集以街巷地標為經，以與之相連的紛繁人事為緯，讓我們隨作者穿行于城市間隙的同時穿越古今，從沉浮起落的歷史長河間打撈起一代風流往事。目錄排列為參差錯落的矩形，以地理之維劃分上海，既是組建也是解構，具有拼圖式的時空隱喻。作者從地域出發，卻不囿于城市景觀的紀實性描摹，而兼顧寫實與寫意。每一章節小標題都極富象征意味，不翻開對應書頁便難以猜到它們的具體指向。南京路是“混血之作”，肩負上海“到海上去”的宏大使命，融匯異域風情，見證百年間變幻無定的洋場塵焰；福州路則流露“芬芳的激烈”，是風月場煙花巷，溫柔鄉里卻裹挾著冷冽的諜戰暗影，源于田漢隨筆集的“芳烈”一詞中重疊著情場與戰場；常德公寓是“朵云軒信箋上的月亮”，是張愛玲在大陸的最后一個落腳點，牽引起幾番幽咽情緣；白馬咖啡館里留下“一個仁慈的黃昏時刻”，窗外層疊的洋蔥頭建筑揭示猶太人曾在此躲避二戰炮火。當黃昏再度降臨，百年前的仁愛與苦難依然縈繞不散。

馬克斯·韋伯俯瞰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將其歸納為理性戰勝非理性，提出“對世界的祛魅”，即從神圣化到世俗化、從神秘主義到理性主義。但抒情性的文學場域離不開賦魅，在此主觀情思高踞于客觀分析之上，理性思維讓步于感性思維。《上海記》的詩性特征恰由對萬物彌合無間的賦魅彰顯。興之所至，想象與抒情信手拈來，令沉厚凝固的史實活化為涓涓細流，靈韻飛揚。電燈、霓虹燈、電氣公司為20世紀的上海街頭帶來不滅的燈火，“光”里充滿啟蒙意義；鐵路與蒸汽火車是“猛進如潮”的時代號召，而車輪無窮無盡的圓周運動里則暗藏上海的詩意肖像，一列火車聯結起天南海北的錯雜人事，是“人與時代的敘事詩、抒情詩、命運交響詩”；由復興公園的旋轉木馬，作者唏噓人情易變，思緒又漂移至幼年居于鄉間，真正騎在馬背上的回憶。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在上海這個跑馬場相逢又離散，時代變革的節點、個人生活的變遷、頭腦中騰躍的想象交織為富麗的詩篇，汗漫在對萬物賦魅中完成了對上海記憶的詩性重建。

海飛曾言，上海是個奇特的城市，不論世界如何變幻，它都能守住那份繁華的腔調。汗漫敏銳地捕捉到上海萬象迭變中恒久的、長存的獨特秉性，去尋覓流動的盛宴中一脈相承的生活情調。汗漫寫上海的湖心亭，自己臨窗而坐，將目光散漫投放，溫存地注視著滾滾紅塵，如張岱《西湖七月半》中“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一般，卻又不同于張岱的隱含疏離、居高臨下。湖心亭如紅杏，九曲橋如枝條，年糕團、蟹殼黃、熱白果、酒釀圓子交換著熱度與氣息，城隍廟、豫園的商販叫賣帶來蓬勃生機，正是春和景明。游走在上海錯雜交織的巷弄，“老克勒”們考究精致，出入于茶館、舞廳、咖啡館，他們追慕舊時代的光影，不懈地找尋往昔繁華的腳注，而他們本身也成為上海日常記憶里一抹經典的時代刻痕。

汗漫的文風開闊、浩大、自由，他穿梭于迥異的時空，時而關注凡塵瑣事，時而連綴名士逸聞，時而放眼澎湃浩闊的時代興變，在低維體察平凡人生，在高維概括歷史況味。他善于揭開歷史與現實暗沉的皮膚，觸摸底下溫熱的血流與有力的脈搏。他的散文有著近乎詩歌一般的韻致，疊加多重意象，短句多于長句，字里行間常含嘆息般的感喟。西洋與古典在上海合流，也在作者的散文中呈現出斑斕色彩。一面是弄堂深處混雜著“曖昧與紛亂、明艷與隱疾”，愛神花園里盤旋而上的樓梯恰如“充滿動感的風中青藤”；一面是思南路梅家庭院，“如風似水，洽和為一”，名流聚會不過“綺宴終有人散時，酒剩殘卮一夢空”。

汗漫自稱“上海生活實驗者”，在介入與旁觀上海的同時，也被周遭事物介入與旁觀。二十余年來，一個人、一座城不斷地進行著心靈對話與雙向互動，由狹路相逢的過客轉變為情深義重的摯友。他鄉與故鄉、歸人與過客、追尋與守望在散文中反復回響，現實的、歷史的、想象的建構與消解交錯駁雜，共同匯就漢語的汪洋，留下《上海記》里風華無限的詩性篇章。